公司趣事
总结
比亚迪 
尽管有奔驰的“贵族血统”加持,腾势早期销量惨淡,其销售业务一度传闻将并入奔驰smart团队统一负责,以期改善。
一位2015年的腾势车主在分享购车经历时,曾用“必然也是无奈”来形容在当时电动汽车市场选择稀缺情况下购买腾势的决定。
为维持运营,比亚迪和戴姆勒(奔驰母公司)在过去多年间对腾势进行了至少12次注资,总金额超过70亿人民币。
腾势旗下高端轿跑车型Z9 GT的设计由前奥迪设计总监沃尔夫冈·艾格亲自操刀,他此前曾主导设计了奥迪Q7、R8等多款经典车型。
在比亚迪取得主导权后,腾势的产品规划和推出节奏明显加快,从以往多年仅有一款主销车型迅速扩展到拥有MPV、SUV等多款车型的产品矩阵。
腾势品牌的开山之作——腾势纯电动汽车,实际上是基于老款梅赛德斯-奔驰B级轿车的底盘技术和架构开发而来的。
曾因长期业绩不佳、车型单一而被部分舆论戏称为“扶不起的阿斗”的腾势,凭借MPV车型腾势D9的巨大成功,一举扭转了品牌颓势。
腾势官方对其品牌LOGO的解读颇具意境:合拢的银色羽翼象征凝聚力,顶部开放设计代表包容心态,中央的蓝色则寓意可持续发展的梦想。
为提振当时不尽如人意的销量,奔驰曾在2019年一度将腾势品牌的销售、市场营销及售后服务等业务整合进奔驰在华的销售公司体系进行管理。
据传,腾势品牌创立初期因销量不佳,比亚迪与奔驰的合作关系一度紧张并陷入“危机”,但双方公开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追加了投资。
作为汽车发明者奔驰与中国新能源领军者比亚迪的“强强联合”,腾势品牌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市场摸索、持续亏损和依赖股东“输血”后,才凭借腾势D9等新一代产品真正打开市场局面。
腾势品牌最初由比亚迪与德国戴姆勒以50:50的对等股比合资创立,后因经营和战略调整,比亚迪持股比例逐步上升至90%,最终实现100%控股。
在奔驰决定退出合资、比亚迪全面接手腾势后,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公开感谢奔驰为腾势品牌注入了宝贵的“豪华基因”和制造经验。
腾势品牌的早期车型(如腾势X)虽然由奔驰设计师主导外观和内饰设计,但其核心的新能源三电技术则主要来自比亚迪。
2016年,一群腾势车主自发组织并完成了一次历时“80天纯电动汽车环球之旅”的壮举,在当时展示了电动汽车长途旅行的可能性。
即将进军欧洲市场的腾势Z9 GT旅行车被曝出一项颇为“居家”的配置:车内将配备两个车载冰箱。
腾势高管曾在描述未来车型时放出豪言,称其将比竞争对手“好十倍”,但当被追问具体指哪些竞品时却三缄其口。
腾势Denza品牌名在印尼险些“旁落”,被一家当地餐饮公司抢先注册了车辆类别商标,比亚迪不得不提起诉讼维权。
首款车型上市后多年市场反应平平,腾势曾长期仅靠一款车型(腾势300/500系列)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打拼。
腾势500车型曾因其独特的外观设计引发市场争议,一些评论认为其“不上相”,与其纯电中型轿车的定位有所出入,但该车销量尚可。
比亚迪F3轿车因其外观与丰田花冠高度相似而闻名,但价格仅为后者的一半左右,这款车一经推出便异常火爆,为比亚迪在汽车市场立足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大胆的“借鉴”在当时引起轰动。
比亚迪早期发展电子代工业务(EMS)时,与当时的代工巨头富士康发生冲突,据说富士康一度禁止比亚迪的车辆进入其厂区。
为了快速掌握汽车制造技术,王传福曾组织团队购买包括奔驰、宝马在内的世界各大品牌二手车进行拆解研究,每个零件都编号分析,这种“土鳖”学习法令人称奇。
王传福在创办比亚迪之前,年仅26岁就成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但他毅然放弃“铁饭碗”下海创业。
比亚迪曾长期被外界冠以“山寨之王”的称号,其通过快速模仿热门车型并以低价策略迅速占领市场,然后再进行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径备受争议,但也非常有效。
创业早期,有一次运输一台价值几万元的昂贵机器时,机器从卡车上甩了出去,王传福和司机两个人硬是徒手把沉重的机器搬回了车上。
公司成立初期,为节省高昂的进口设备费用,王传福和团队用“土法”改造普通厂房为洁净度相对较低的“洁净箱”,并依靠大量人工在里面生产合格的锂电池,这种方式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
2011年,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在接受采访时,曾被问及比亚迪是否是竞争对手,他当场大笑并反问:“你看过他们的车吗?”,这段嘲讽视频后来广为流传,与比亚迪后来的崛起形成鲜明对比。
在电池技术领域,比亚迪曾面临日本企业的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但通过自主研发和法律诉讼,成功挑战并赢得了与索尼、三洋等国际巨头的专利大战,打破了垄断。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比亚迪仅用3天时间就画出了400多张口罩机设备图纸,7天造出第一台自主研发的口罩机,并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商,日产量一度高达1亿只,这种跨界速度和规模堪称奇迹。
王传福曾非常自信甚至略显夸张地表示:“家庭消费一旦启动,比亚迪‘分分钟’就可以造出特斯拉。”这句话体现了他对自家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极度自信。
很多人以为“比亚迪”是“Build Your Dreams”的缩写,但王传福曾表示,公司起名“比亚迪”最初并没有特殊含义,只是为了在电话簿上靠前,这三个字的发音在很多方言里也并不那么响亮。
比亚迪坚持在汽车的按键上使用中文标识,王传福认为中国人要有民族自信,即便有人担心这会影响海外销量,他也表示“我舍得这点销量”。
比亚迪在电池生产初期,为对抗昂贵的日本自动化生产线,采用了“小米加步枪”的“人海战术”,即“人工+夹具=机器人”的半自动化模式,硬是靠着这种看似落后的方式做到了世界第一。
查理·芒格对比亚迪和王传福推崇备至,称王传福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结合体,既是技术天才又是管理大师,正是芒格的极力推荐,才最终说服巴菲特投资了这家当时在西方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司。
2010年前后,比亚迪因扩张过快、新车质量问题频发、经销商退网等陷入严重危机,股价暴跌,王传福为此公开道歉并进行深刻反思和调整,最终带领公司走出困境,上演了惊险的“V型反转”。
比亚迪以其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而闻名,例如,公司内部有详细到近乎严苛的行为规范手册,对员工的着装、言行甚至走路姿势都有要求,旨在打造高效统一的执行力。
2003年比亚迪决定收购秦川汽车进入汽车制造领域时,遭到了公司内外,包括投资人和部分高管的强烈反对,认为风险过大,公司股价因此一度暴跌超过20%,但王传福力排众议,坚信新能源汽车的未来。
王传福创业初期,启动资金是向表哥吕向阳借的250万元人民币,后来其表哥的这笔投资获得了数万倍的回报,吕向阳也被称为“中国的巴菲特”。
比亚迪的英文名“BYD”,一开始是其公司中文名“比亚迪”的拼音首字母“Bi Ya Di”的简写。后来为了国际化,才有了“Build Your Dreams”(成就梦想)的英文诠释,这个美好的寓意反而是后加上去的。
方程豹豹8在宣传中提到,其搭载的华为乾崑智驾ADS 3.0支持极窄车位泊入,只要车位比车宽多40厘米即可停入。
方程豹豹5的内饰设计灵感来源于“锁扣”,象征链接、独特、力量与安全,与硬派越野的风格相呼应。
方程豹的英文名除了汉语拼音"Fang Cheng Bao"外,比亚迪还注册了"Formula Bao"的商标,更直译“方程”的数学含义。
尽管方程豹是比亚迪旗下品牌,但不同于比亚迪主品牌的经销网络,方程豹采用直营店模式进行销售和服务。
方程豹豹5曾挑战高强度越野场地如“尼三锅”、“包力道锅”,以验证其DMO超级混动越野平台的强悍性能。
比亚迪推出方程豹,号称是“全球首个专业个性化汽车品牌”,致力于满足用户在新能源时代的个性化需求。
方程豹的品牌口号是“一切未知世界都有解”,体现了其探索和解决个性化出行方案的品牌理念。
方程豹钛3顶配版集成了与大疆合作的灵鸢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无人机起降仓在车辆行驶速度25km/h以内可以自动开合,实现“随车起飞”。
方程豹与法国高端音响品牌帝瓦雷(Devialet)合作,在豹5等车型上搭载了多达18个扬声器的音响系统,追求极致的听觉体验。
方程豹曾对豹5车型进行价格调整,部分早期提车的用户感觉自己被“背刺”,引发了一些口碑讨论和官方删除用户吐槽帖的质疑。
方程豹品牌一周年时进行了战略焕新,将从“专业个性”迈向“大众个性”,产品线也从单一的硬派越野扩展到都市硬派甚至轿车品类。
方程豹豹8据称拥有“暴力模式”,能在湿滑坡道将滑移率控制在3%,并在低速时输出峰值扭矩用于拔河等极限场景,听起来就很“暴力”。
方程豹钛3(基于Super 3概念车)设计灵感部分来源于“星际战机”,追求科幻和未来感。
方程豹豹8的发布会被命名为“方华”盛典,巧妙地融入了合作伙伴“华为”的名字,显示了双方合作的紧密性,这在比亚迪过往的宣传中较为少见。
方程豹曾是比亚迪内部的“F品牌”,其首款车型豹5的内部代号为“SF”。
豹5的尾门采用从右侧开启的方式,这在一些用户中引发了讨论,官方解释称这是为了更符合中国靠右行驶的停车和取物习惯。
豹5配备了“豹式掉头”功能,号称可以实现极小半径转弯,但官方也曾提示在硬质铺装路面(如水泥、沥青)使用时对轮胎磨损较大,更适合在沙地、泥地等松软路面施展。
方程豹的名字由“方程”代表的理性、规则与“豹”代表的感性、野性结合,意图求解汽车与用户生活的个性化变革。
方程豹品牌发布时,一同亮相了“583”硬派家族(豹5、豹8、豹3概念车Super 3)和跑车Super 9,展示了其覆盖越野及跑车的野心。
方程豹官方宣称其DMO(Dual Mode Off-road)超级混动越野平台是比亚迪新能源向燃油越野发起的“最后的总攻”。
超跑仰望U9的悬挂系统“云辇-X”使其能够表演“跳舞”甚至原地“起跳”,在一段宣传视频中,U9在无人驾驶状态下以120公里时速跳过了布满尖刺的路障和水坑。
作为一个全新的百万级豪华品牌,仰望计划在品牌发布后极短时间内(如2023年底前)在全国40个城市开设90家门店,这种扩张速度对于豪华品牌而言堪称“夸张”。
仰望U8可以实现“坦克掉头”,即原地360度旋转,其发布会上比亚迪CEO王传福亲自驾驶一台装备麦克纳姆轮的U8演示车横向驶入舞台,技惊四座。
品牌取名“仰望”,寓意“仰望星空,心怀壮志”,其LOGO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老的甲骨文中的“电”字,将传统文化与未来科技巧妙结合。
作为以制造平价车型著称的比亚迪,竟然推出售价高达百万元人民币的“仰望”品牌,本身就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大胆举动,震惊了市场。
美国加州州长Gavin Newsom在访问深圳时试驾了仰望U8,体验了其无人驾驶原地掉头技术后,表示印象深刻,并风趣地说要买两台。
仰望U9展示其“DiSus-X”智能车身控制系统时,不仅能跳跃,还能跟着音乐“跳舞”,虽然技术先进,但也引来一些评论称其为“噱头”或“玩具功能”,非常奇葩。
凭借先进的“易四方”技术和“云辇”悬挂系统,仰望U9据称即使在失去一个车轮(例如爆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保持稳定行驶,挑战驾驶极限。
仰望U9超跑的设计师是Wolfgang Egger,他曾主导过阿尔法·罗密欧8C Competizione、奥迪以及兰博基尼等多个知名超跑品牌的设计工作,如此大牌设计师操刀国产品牌令人意外。
据报道,仰望车主画像中80%为企业家、高管及行业领袖,似乎在挑战传统豪华品牌BBA(奔驰、宝马、奥迪)的地位,宣称要让这些成功人士“换一种方式仰望成功”。
仰望U8的“应急浮水”功能据称是在开发过程中,工程师考虑到极端天气和路况,为了给用户“多一条逃生通道”而设计的,这种为“万一”而做的极致安全考量近乎荒谬但又令人敬佩。
仰望U8的涉水紧急漂浮功能并非简单漂浮,其智能涉水探测系统会自动识别车辆是否漂浮,并激活紧急模式,允许车辆在水中行驶、转向甚至掉头,智能到匪夷所思。
尽管仰望U9的“跳跃”和“跳舞”功能展示了其悬挂技术的先进性,但一些海外汽车媒体也毫不客气地评论这些功能“花里胡哨”、“像马戏团表演”,质疑其实用性,这种直白的批评本身也很有趣。
仰望搭载的“易四方”四电机独立驱动技术,号称其电控响应速度比传统机械式全时四驱系统快100倍,这种数量级的性能宣称非常大胆和夸张。
仰望U8推出“越野玩家版”,除了硬核越野套件,还可选装车顶行李框、侧梯甚至“涉水喉”,对于一款百万级豪华SUV来说,这种毫不掩饰的“硬派”风格显得非常夸张和特立独行。
仰望U8的车身尺寸巨大(长超5.3米,高近2米),有媒体形容其气场强大,即使停在劳斯莱斯库里南旁边也毫不逊色,甚至能让后者显得“小”,这种“以大为美”的霸气非常夸张。
仰望U9为了实现极致的充电速度,采用了双枪充电技术(两个充电口同时充电),宣称30%到80%充电仅需10分钟,这种为极致性能而做的“冗余”设计颇为奇特。
仰望品牌的首款轿车U7,在设计之初就立下了极具挑战性的目标——风阻系数仅为0.195Cd,这一数字在量产轿车中属于顶尖水平,展现了其在空气动力学上的极致追求和夸张的技术野心。
豪华SUV仰望U8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水上漂浮前进长达30分钟,甚至能在水中完成转向和掉头,仿佛一艘两栖登陆艇。
奇瑞 
观致3的定价直接对标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等主流合资车型,对于一个全新的中国品牌而言,这种“高端自信”的定价策略完全脱离市场认知,导致消费者用脚投票。
无论是奇瑞时代还是宝能时代,观致汽车的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CEO,如走马灯般频繁更换,缺乏稳定的战略和执行,让这个本就挣扎的品牌更是雪上加霜。
观致3是首款获得欧洲Euro NCAP五星安全评级的中国研发车型,并在2013年被评为同级别最安全车型,但尽管质量和安全性极高,其销量却多年惨淡至极,几乎无人问津。
奥迪曾因观致车型命名(如GQ3)中的“Q”字母与其Q系列相似而起诉观致,迫使观致在车型上市前匆忙将“GQ3”改为“观致3轿车”,新品牌刚诞生就卷入与行业巨头的字母官司。
观致重金聘请了包括前宝马MINI设计总监何歌特(Gert Hildebrand)在内的国际汽车行业资深人士组成“明星团队”,在德国慕尼黑和中国上海进行设计,但这款“国际智慧”打造的汽车却在中国本土市场遭遇了滑铁卢。
在宝能集团陷入困境后,观致汽车沦为“僵尸企业”,2022年全年产量仅634辆,工厂近乎停摆,员工因欠薪大量离职,与成立初期的高调形成强烈对比。
从奇瑞与以色列公司合资,到宝能集团号称投入数百亿(如姚振华曾表示累计投入超530亿元),观致汽车一路“烧钱”无数,但最终仅推出了屈指可数的几款新车型,巨额投资几乎打了水漂。
宝能入主后的2018年,观致销量曾一度暴涨,但坊间传闻这是宝能通过关联公司“左手倒右手”自产自销的杰作,用以制造虚假繁荣的奇葩操作。
观致汽车宣称打造高品质汽车,但在上市初期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其经销商网络建设极为缓慢,2014年全国经销商不足80家,许多一线城市甚至没有4S店,导致“好酒也怕巷子深”。
观致的英文名“Qoros”中的“Q”代表Quality(品质),中文名“观致”亦有追求极致之意,但这个如此强调品质的品牌,最终却因销量不佳而陨落,品质未能转化为市场成功,极具讽刺意味。
2018年,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曾意气风发地宣布,观致汽车到2022年预计将推出26款新车型。然而,直至观致品牌奄奄一息,真正意义上的全新车型仅有观致7一款,堪称“画饼大师”。
宝能集团曾被视为拯救观致的“白衣骑士”,以巨资入主,但随后宝能自身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反而成了拖垮观致的“包袱”,导致观致欠薪停产,命运更加悲惨。
观致曾展示过一款备受好评的观致3旅行版概念车,其设计和实用性均得到认可,但这款有潜力填补市场空白的车型最终并未投入生产,错失良机,令人费解。
观致汽车拥有欧洲设计中心(德国慕尼黑),并在日内瓦车展高调亮相,初期怀揣国际化雄心,但实际上从未在国际市场取得任何有意义的销量,其主要战场中国的失利也使其全球梦彻底破碎。
有评论认为,观致汽车的产品品质和安全标准超越了当时中国主流消费者的认知和购买意愿,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因“太好太早”而倒在了中国自主品牌真正崛起的前夜。
观致汽车于2007年成立,但其首款车型观致3直到2013年底才正式上市,长达六年的“备战期”对于一个全新品牌来说过于漫长,错过了最佳的市场切入时机。
观致汽车的出身颇为独特,是由以色列最大的工业控股公司以色列集团(Israel Corporation)与中国本土汽车制造商奇瑞汽车各出资50%组建的合资企业,这种跨国、跨行业的组合在汽车界非常罕见。
观致模式(国际化团队、正向研发、高品质定位)初期曾被视为中国自主品牌向上的典范和学习榜样,但其迅速的失败使其戏剧性地转变为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和汽车界的警示录。
观致汽车的方形车标据称象征品牌的创新精神和积极态度,但观致在推出初期几款车型后便陷入了长期的产品更新停滞,尤其在宝能旗下,创新精神无从谈起,美好寓意沦为空谈。
2022年初,网络上曾流传“全新”观致6轿车的图片和消息,号称品牌“复活”在即,但此时观致早已名存实亡,该车型也如幽灵般未曾真正上市,上演了一出“诈尸式”的品牌营销。
奇瑞曾雄心勃勃地推出高端品牌观致,并请来了国际团队打造,号称“血统高贵”,结果市场表现惨淡,多年持续亏损,最终被宝能集团收购,成为自主品牌冲击高端失败的典型“烧钱”案例。
在英国的一项设计竞赛中,一位艺术家将欧萌达E5的外观涂装得充满了“空灵花卉”和“童话插画”风格,与汽车的现代科技感形成了奇特的“混搭”效果,不知道开上路回头率会不会爆表。
欧萌达宣称其“Art in Motion”设计理念旨在探索色彩形态,让功能设计体现引人注目的美感,并能“从远处可见”,仿佛汽车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行为艺术品,但审美这东西向来主观。
欧萌达的品牌名称 "OMODA" 是从全球30多个国家的超过10,000个命名建议中票选出来的,其中 “O” 据称代表氧气和全新,“MODA” 则意为时尚潮流,试图将科学元素与时尚感硬凑在一起。
欧萌达与其母品牌奇瑞以及兄弟品牌捷酷在一些市场共享经销商,导致消费者进店可能分不清自己到底要看哪个牌子的车,堪称“选择困难症的噩梦”。
欧萌达在南非将C3车型描述为灵感来自“闪电”,融合了“赛博未来主义的锐利感”和“解构线条”,听起来十分高深莫测,不知道普通消费者能否get到这种“高级”设计语言。
欧萌达在俄罗斯市场将自己定位为日系和德系品牌的“有价值的替代品”,这种直接叫板老牌巨头的勇气可嘉,但市场是否买账就是另一回事了。
欧萌达宣称要为用户打造一个名为“O-UNIVERSE”的元宇宙社交生态,用户可以在虚拟世界中看车、社交,甚至“共创”车型,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但实际效果和用户参与度充满未知。
欧萌达C7车型的内饰设计据称从电子游戏中汲取灵感,座椅模仿电竞椅,方向盘则参考了游戏手柄,仿佛要把驾驶变成一场大型“角色扮演游戏”。
有车主反映,欧萌达E5的加热方向盘按钮被“藏”在空调屏幕的一个小图标里,没有任何文字提示,让车主在寒冷天气里对着屏幕“盲猜”如何开启温暖。
欧萌达在南非作为音乐节的官方车辆合作伙伴,不仅接送音乐明星,还在街头巡游品牌车辆,并鼓励路人与车合影上传社交媒体赢门票,把车展直接搬到了音乐节现场和街头。
欧萌达曾与电影《Wicked》(魔法坏女巫)合作,推出了绿色女巫版和粉色女巫版的特别涂装车型,试图通过IP联名吸引眼球,这种次元壁的打破对于汽车品牌来说颇为大胆。
欧萌达在南非上市仅一年,凭借单一车型C5,就在销量上超越了一些老牌汽车品牌,甚至冲进市场前20名,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势头,让业界也颇感意外。
欧萌达针对英国市场推出的Omoda 5,宣传其拥有“未来感的轮廓”和“T型日间行车灯”,以及“悬浮式车顶”,试图用各种酷炫的词汇堆砌其设计的独特性,力求在设计上先声夺人。
尽管欧萌达是一个全新的品牌,但其车型如Omoda 5实际上是基于其母公司奇瑞已有的车型(如奇瑞Omoda 5)进行的“换标”或深度重新设计,让一些追求纯粹“原创”的消费者可能会感到有些“货不对板”。
欧萌达宣称其目标用户是所谓的“时尚精英”(Fashion Elite),一个听起来非常小众且难以具体定义的群体,让人好奇他们会如何精准找到这些“精英”们。
Omoda 5在进行NCAP碰撞测试时获得了五星安全评级,但有评论指出其某些设计(如数字座舱和过度依赖触摸屏)可能在日常使用中带来不便,形成一种“理论安全”与“体验不佳”的反差。
欧萌达与其兄弟品牌JAECOO一同致力于打造“O&J”用户生态,强调与用户共创,但如何将这种“共创”落到实处,而不是沦为一句营销口号,对于一个年轻品牌来说是极大的考验。
欧萌达高管在谈及公司决策流程时提到,有时需要凭借“直觉”快速做决定,而不是凡事都“三思而后行”,这种颇具创业公司风格的“拍脑袋”时刻,不知道会不会催生一些奇思妙想或者啼笑皆非的结果。
为了快速抓住年轻用户眼球,欧萌达的母公司奇瑞曾尝试“元宇宙”营销,在数字改装上大做文章,这种紧跟潮流甚至有些超前的营销方式,对于一个新品牌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胆的赌注。
欧萌达在某些市场推出时,强调其会简化车型配置选择,例如“所有ADAS(高级驾驶辅助系统)都将是标配”,试图以此打动那些被复杂选配表搞得头昏脑胀的消费者,但实际是否所有市场都如此“大方”则有待观察。
首月销量奇迹(西班牙):据报道,杰酷J7
从零到欧洲建厂:几乎在全球发布的同时,奇瑞就宣布了Omoda和Jaecoo在欧洲(西班牙)建立生产基地的计划,直接跳过了“我们是否足够受欢迎?”的试探阶段。
“O宇宙”野心:杰酷是奇瑞宏伟的“O-Universe”(Omoda宇宙)愿景的一部分,目标是像科幻帝国一样扩张,而不仅仅是一家汽车公司。
“深耕本地”也搞全球化:奇瑞(以及杰酷)的口号是“In
两年圈粉七百万:Omoda与Jaecoo宣称在全球推出两年内吸引了700万在线粉丝,这比一些国家的人口还多!
为英国“量身定制”?:高管声称,为英国市场打造的Omoda和Jaecoo车型是“根据英国市场的独特需求量身定制的”。除了右舵驾驶,这些神秘的“定制”究竟是什么,引人遐想。
马拉松健将J7:其J7
专供“新精英”:杰酷的市场营销明确指向“新精英”人群。所以,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是“新精英”,这车可能“高攀”不起了?
“机器狗”车展:在重要车展上,母公司奇瑞(与杰酷展台相邻)展示了机器狗表演快闪舞和提供“车辆支持服务”——你的下一辆杰酷会配备机器宠物吗?
开店狂潮:在短短14个月内,与其兄弟品牌Omoda在全球范围内开设了超过300家展厅,平均下来几乎是“日抛型”开店速度。
“无限快乐”座驾:其母公司奇瑞通过先进技术(杰酷亦受益于此)承诺为全球驾驶者带来“无限快乐”。这个Flag立得相当高!
门神代言:聘请了以“坚韧和可靠”著称的波兰著名足球守门员沃伊切赫·什琴斯尼代言。对于一个刚起步、亟需证明这些特质的新品牌而言,这无疑是一步险棋。
品牌套娃:杰酷J6实际上是奇瑞另一子品牌iCar
昔日“廉价”标签:其母公司奇瑞曾在新西兰等市场以“质量与价格匹配的超廉价品牌”著称。如今杰酷却以高端形象登场,堪称“逆袭”。
出口急先锋:与其兄弟品牌Omoda联手,5个月内实现出口5万辆,接下来3个月又火速增加10万辆。其全球扩张速度快到让人眼花缭乱。
“套牌”疑云:其热销车型J7在中国本土其实是奇瑞探索06,而J8则是奇瑞瑞虎9的“马甲”。所以你买的杰酷,本质上可能是一台“精装修”的奇瑞车。
徽章之战:在英国发起了“徽章不是买来的,是赢得的”(Badges
百万公里承诺:在迪拜市场,杰酷对其车辆提供惊人的10年或100万公里保修。这意味着你可以开车往返月球近三次,仍在保修期内!
一店两面:在同一家展厅里,同时销售其“城市越野”定位的杰酷和“时尚年轻”定位的Omoda,宛如一个拥有公开双重身份的超级英雄。
名字游戏:品牌名Jaecoo由德语“Jäger”(猎人)和英语“Cool”(酷)混搭而成,一个中国品牌用德英混合词,旨在打造国际化的新潮形象,颇有语言炼金术的感觉。
华为余承东常称自家产品“史上最强”,被网友调侃下次可能要说“宇宙最强”,这种风格也延续到了智界产品的宣传上。
在智界S7遭遇“交付难”风波,奇瑞方面公开回应称与华为合作顺利,否认了外界关于双方合作摩擦的传闻。
在智界S7发布时,余承东宣称其各项规格均超越特斯拉Model S,而价格更低,言论极为大胆。
有报道称,一位智界S7车主在网上抱怨车辆问题后,疑似华为方面人士试图联系并阻止其继续发声,引发网络热议。
华为余承东称,智界R7刚开始卖一台就亏几万块,让合作方奇瑞的尹总“出血”。
华为在将“智界”商标实际用于汽车产品的近十年前(最早2013年)就已注册,仿佛早已预见其在汽车领域的角色。
坊间传闻,智界S7早期的一些质量和交付问题,是因为华为方面为了赶进度,在部分测试未完全完成的情况下就让车辆下线。
华为将其与多家车企合作的“界”字辈品牌(包括智界)比作构建“五大界域”一同“打牌”,颇具武侠小说般的戏剧色彩。
有国外网友评论智界S7(或其系列车型)的外观设计,认为它看起来像一辆“未来派的伦敦黑色出租车”。
智界品牌被定位为“年轻人的更智能选择”,但其合作方奇瑞在初期却面临着卖一辆亏几万元的局面。
智界S7的内饰设计被宣传为“游艇驾舱”,试图通过这一奢华概念来营造其座舱的宽敞感与高级感。
华为宣称智界S7凭借其800V高压平台,充电15分钟即可续航超过400公里,以此作为核心卖点,挑战用户的里程焦虑。
智界S7搭载的华为盘古大模型“小艺”智能助手,被赋予“懂车艺”角色,号称能准确回答用户关于车辆使用的各种问题,力图打造成车载“万事通”。
智界品牌邀请了知名女演员刘亦菲担任品牌代言人,希望借助其“神仙姐姐”的形象吸引年轻消费者,快速提升品牌时尚与高端调性。
智界S7在宣传中极力强调其0.203Cd的超低风阻系数,这一数据通常是顶级跑车或特殊节能车型才会追求的极致指标。
智界S7是首款搭载华为HarmonyOS 4系统的车型,使得早期车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这款最新车载智能系统的“首批体验官”。
华为同时与多家车企合作推出“X界”系列品牌(如问界、智界、享界等),因技术和设计元素相似,一度引发市场关于品牌区隔和定位的讨论。
余承东在推广智界S7时,直接将其操控性与保时捷Taycan对标,这种直接挑战顶级豪华跑车的宣传方式,显示出极大的自信(或被视为夸张)。
智界S7因交付严重延迟,鸿蒙智行官方不得不推出补偿方案,用户等车超6周每天补贴200元,最高1万元。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坦承,与华为合作初期“很难”,因团队不够“谦虚”,为此“开除掉了一个高管”,并表示合作改变了奇瑞,使其有了互联网和全球思维。
星途瑶光C-DM上市发布会上,奇瑞董事长尹同跃曾放言能做到“油耗1升跑100公里”,这个说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讨论,被认为极具挑战性。
星途品牌的英文名“EXEED”源于“EXCEED”(超越),但初期因与一个已注册的轮胎品牌相似而差点改名,最终通过协商解决。
星途在刚推出时,有媒体将其与奇瑞早年试图高端化的子品牌“瑞麒”进行比较,认为星途吸取了瑞麒失败的教训,但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
早期有消费者反映,购买星途后发现一些内饰件的接缝不够均匀,戏称“强迫症患者慎入”,后来星途在品控方面有所改进。
星途某高管在一次采访中,为了强调品牌的年轻化,说自己也经常“刷B站”,但随后被问及B站热门UP主时却答不上来,略显尴尬。
一位星途车主分享,他购买星途的原因之一是销售顾问告诉他“星途是宇航员专属座驾”,虽然这明显是夸张的营销说辞,但这位车主觉得很有趣就买了。
星途曾邀请一些网红对旗下车型进行“暴力测试”,例如用锤子砸车窗玻璃等,这种极端测试虽然吸引眼球,但也引发了关于安全性和营销底线的讨论。
星途为了强调其车辆的智能化水平,曾在一个发布会上展示了车辆的“自动泊车”功能,但现场演示时由于信号干扰或操作失误,车辆泊位略有偏差,场面一度有些尴尬。
有自媒体曾爆料,星途早期为了快速提升品牌形象,在一些宣传物料中疑似“过度美化”车辆的某些细节,后被细心网友发现并指出。
星途某款车型在进行寒区测试时,有测试人员为了展示车辆的抗冻性能,将一杯水泼在车门上迅速结冰,然后轻松打开车门,这种略显夸张的展示方式在网络上引起讨论。
星途曾尝试通过赞助一些小众体育赛事来提升品牌曝光度,但由于赛事本身关注度不高,收效甚微,被认为是“花了钱没听到响”。
星途的设计团队据称有大量外籍设计师,但早期几款车型的设计风格被一些国内消费者评价为“用力过猛”,未能很好地融合国际化元素与本土审美。
某车展上,星途展台为了吸引眼球,曾邀请了装扮奇特的模特进行表演,结果因为造型过于“雷人”反而引发了网友的吐槽,认为与品牌高端定位不符。
星途在进军海外市场时,曾在一些国家遇到过品牌认知度极低,甚至被误认为是某款电子产品或软件的尴尬情况。
星途某款车型上市前,曾有经销商在社交媒体上提前泄露了未伪装的实车照片和部分参数,引发了官方的“紧急公关”,这种“猪队友”行为在汽车圈也时有发生。
奇瑞高端品牌星途在建立初期,其定位和营销策略曾多次调整,一度让外界感觉其方向不够明晰,甚至有“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说法。
星途揽月在早期宣传中,曾有用户发现其宣传视频中的某些极限越野场景,车辆的轮胎有打滑空转的情况,被网友戏称为“重在参与”。
星途追风ET-i在宣传其混合动力技术时,曾打出“4.8秒破百,综合续航1000公里,亏电油耗4.8升”的宣传口号,在当时自主品牌中数据非常亮眼,引发了一些“数据竞赛”的讨论。
星途凌云S曾挑战“飞越黄河”的极限表演,虽然并非汽车本身的技术突破,但这种营销方式在汽车圈内显得颇为大胆和奇葩。
星途为了推广其新车的颜色,曾给一款颜色起了一个非常诗意但又有些拗口的名字,结果很多消费者都记不住,反而流传开了各种“昵称”。
捷途的标志设计曾引发一些讨论,有人觉得像展翅的雄鹰,象征自由和旅途,也有人开玩笑说像一个“叉子”,要去“叉”住市场份额。
为了证明车辆的装载能力,捷途曾在一场线下活动中,公开挑战将一整支小型乐队连人带乐器全部装进捷途X70S的后备箱(放倒后排座椅后),并成功关上尾门,场面一度非常“拥挤”和搞笑。
某车主论坛里,一位捷途车主分享自己改装捷途X90的经历,把后备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小酒吧,带投影和KTV设备,号称“走到哪里都能开派对”,引发网友围观。
捷途为了强调其“旅行+”定位,曾经举办过一个活动,让车主带着捷途的吉祥物“途途”玩偶去世界各地打卡,结果有位车主真的把“途途”带上了珠穆朗玛峰大本营。
捷途刚推出时,由于性价比突出,一些预算有限但又想买大空间SUV的消费者,会戏称自己是“含泪选择捷途”,意思是虽然品牌力稍逊,但产品力确实香。
捷途的营销团队曾经为了更贴近用户,集体去学习如何开直播、拍短视频,甚至有高管亲自上阵带货,结果因为不熟悉流程,闹出过不少笑话,比如美颜开太大导致“变形”。
有媒体报道,捷途在研发阶段,为了测试车辆的耐久性,曾经把测试车交给一些驾驶习惯比较“狂野”的员工当日常代步车,任其“蹂躏”,以此收集极端使用场景下的数据。
捷途在一次车展上,为了展示车辆的通过性,搭建了一个非常夸张的驼峰桥,结果有位试驾者因为紧张,油门踩猛了,车子差点“飞”出去,现场一片惊呼。
捷途曾经以“月销过万”为目标,并立下“军令状”,如果达不成目标,营销总经理将亲自直播道歉。后来销量起伏,这个“军令状”也成了车友间的一个梗。
捷途在进行市场调研时,发现很多潜在用户是多孩家庭,于是内部曾讨论过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推出一款自带儿童安全座椅,并且后排娱乐系统预装大量儿童教育内容的“带娃神车”,但因市场接受度未知而作罢。
捷途曾经组织过一次穿越无人区的活动,结果有辆车在途中抛锚,救援队赶到时发现车主正悠闲地用无人机航拍风景,心态之好令人“佩服”。
有网友爆料,早期捷途为了快速打开市场,部分地区的销售为了冲业绩,给出的优惠幅度大到离谱,甚至出现了“买捷途送家电全套”的夸张说法,虽然真实性待考,但也反映了其初期的激进策略。
捷途在宣传其“旅行+”概念时,有经销商为了吸引眼球,直接在4S店门口搭起了帐篷和烧烤架,搞起了“捷途旅行生活节”,结果吸引来的更多是蹭吃蹭喝的路人。
捷途曾发起“捷途体验官”活动,招募用户深度体验产品并提出改进建议,结果有位体验官的建议细致到连车内某个储物格的深度都要精确到毫米,让工程师哭笑不得。
捷途X70上市时,主打“用旅行拓展人生宽度”,结果一些车主真的开着它去挑战各种“魔鬼路段”,甚至有车主直播“捷途虐车之旅”,把车开得快散架,反而引发了一波关注。
捷途品牌发布时,强调自己是奇瑞控股下的独立品牌,但因为共享奇瑞的技术和平台,早期被戏称为“奇瑞的马甲”,担心只是换壳产品。
捷途的名字来源于"事业的捷径,成功的旅途",但初期很多人误以为是某个合资品牌或者新势力,甚至有人调侃说像“借途”,借别人的路。
有网友调侃,捷途的车型命名如X70、X90等,听起来很像某种战斗机或者导弹的型号,给人一种硬核的感觉,但实际产品定位却是家用舒适型SUV,这种反差也带来了一些话题性。
一位捷途车主因为车辆的小故障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结果捷途的客服和技术人员连夜驱车几百公里上门为其解决问题,车主感动之余把经历发到网上,反而为捷途赢得了一波好感,被称为“最强售后响应”。
捷途品牌成立初期,为了快速提升知名度,曾在一些三四线城市采取了非常“接地气”的营销方式,比如在乡镇集市上搭台唱戏、组织广场舞大赛等,虽然被指“土味营销”,但也确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威麟的品牌标识被诠释为“麒麟的脚印”,象征着在奇瑞的“跑道”上留下印记并迅速起飞。然而,品牌第一程“起飞”后不久便“降落”停产,使得这个宏伟的起飞隐喻显得颇具讽刺意味。
“威麟”之名源自中国神话中的瑞兽“麒麟”,寓意祥瑞与强大。将如此“神圣”的名字赋予一个包含了不少朴实无华的微面和商用车的品牌,这种反差萌的命名策略也算“独特”。
作为奇瑞多品牌战略的“试验品”之一,威麟从高调问世到黯然退场(第一阶段)的生命周期异常短暂,其匆匆过客般的经历,让整个品牌的诞生与消失都带上了一丝“荒谬”色彩。
在当年汽油车为主流的中国市场,威麟为其MPV车型V5等提供了柴油版选项。虽然柴油在商用车领域常见,但试图以此打动家用或高端商务市场,其策略在当时看来相当“独特”。
威麟品牌在诞生之初,便承载了“成为中国兼用型商务车第一品牌,并成为全球市场有竞争力的品牌”的宏伟目标。对于一个从零开始的新品牌,这样的“鸿鹄之志”显得有些“夸张”。
威麟X5达喀尔车队曾以“中国汽车品牌车队首次征战世界顶级赛事”的身份出征,对于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子品牌而言,这份“为国争光”的勇气和定位颇为“独特”且大胆。
复活后的威麟皮卡品牌被赋予了全新的英文释义:“Rebuild, Explore, Link, Yield”(重建、探索、链接、产出),一套颇为“高深莫测”的组合词,与其最初简洁的品牌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略显“夸张”。
在第一代产品线消失沉寂近十年后,威麟品牌在2024年被奇瑞“满血复活”,但摇身一变成为一个专攻皮卡的车系,如此“极端”的品牌定位大挪移,实属罕见。
在达喀尔拉力赛中,威麟不仅派出了X5赛车,还让旗下通常用于城市运输的MPV车型H5担当后勤保障车,让一款“保姆车”去体验极限越野环境,可谓“奇葩”的历练。
威麟X5在参加达喀尔拉力赛时,奇瑞董事长尹同跃亲临现场为车队助阵,并表示“成绩固然期盼,但更为重要的是学习、是积累、是探索”,这种“重在参与”的姿态对于一个渴望证明自己的新品牌来说,颇具“不可思议”的豁达。
威麟初战达喀尔的阵容颇具“戏剧性”,由经验丰富的“老爷车”卢宁军搭配新锐车手江耀桓,上演了一出赛车场上的“传帮带”故事,而品牌本身也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为首次出征达喀尔,名不见经传的威麟车队竟请来了有“亚洲四驱之王”称号的香港拉力名宿马大立操盘,如此“重量级”的经理人对于一个参赛“菜鸟”品牌而言,堪称“夸张”手笔。
威麟曾被寄予厚望,与兄弟品牌瑞麒一同冲击更高端市场。然而,奇瑞的“高端梦”对于威麟而言,更像是一场“南柯一梦”,市场反响平平,最终迅速凋零。
威麟与瑞麒、开瑞作为奇瑞多品牌战略“三驾马车”曾高调同时发布,声势浩大。但相较于其隆重的“出生”,威麟品牌的最终停产却显得异常低调和迅速,对比鲜明得有些“不可思议”。
品牌英文名“Rely”本身寓意“依赖、信任”,但在其第一代车型草草收场后,这个名字反倒成了一种“黑色幽默”,毕竟它并没能让市场“依赖”太久。
威麟品牌主要生产MPV和商用车,却“不务正业”地让旗下X5 SUV车型跑去参加艰苦卓绝的达喀尔拉力赛,上演了一出“商务车”变身“沙漠狂徒”的跨界奇遇。
2025年威麟品牌作为皮卡系列复活时,其新车标设计竞赛的冠军奖励堪称“奇葩”:未来三年每卖出一辆皮卡,设计师仅能获得1元人民币(约0.14美元)的“分红”。
威麟V5作为一款MPV,在宣传中常被冠以“全能商务”、“高端商务”等名号,试图营造一种“商务舱”的体验。对于一款本质上的厢式多功能车而言,这种“拔高”定位的营销方式,如果产品力稍有不逮,便容易显得“可笑”。
威麟品牌在2009年高调发布时,将其H系列定位为“高端全能商用平台”。然而H5车型后续销量平平,所谓的“高端全能”更像是一句“夸张”的口号,与其市场表现形成了“可笑”的对比。
威麟与其兄弟品牌瑞麒同台竞技,均寄托了奇瑞向上的厚望。然而这两个品牌殊途同归,相继失败,这种“双子星陨落”的结局,不仅“可悲”,也反映了母公司战略的“奇葩”之处。
奇瑞的第一款车“风云”下线后,因为没有轿车生产许可证(准生证),无法名正言顺地销售,被称为“黑户车”。为了生存,奇瑞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在本地小范围销售。
为了解决生产资质问题,奇瑞无奈之下选择“借腹生子”,将20%的股份无偿划拨给上汽集团,才获得了使用上汽的生产许可证的资格,得以在全国销售汽车,车尾印着“上汽奇瑞”。
奇瑞QQ早期因外形酷似通用大宇的Matiz被告上法庭,通用索赔7500万。奇瑞坚称自主设计并已申请专利,双方一度剑拔弩张。最终双方和解,但QQ“抄袭”的标签却流传甚广,成为一段啼笑皆非的公案。
奇瑞在创业初期想从英国引进一条二手福特发动机生产线,结果英国工程师不仅工作拖沓,还经常酗酒闹事,装了几个月都没装好。尹同跃一怒之下决定自己干,最终硬是“逼”出了一条国产发动机生产线。
奇瑞汽车的英文名“Chery”来源于英文单词“Cheery”(快乐的,愉快的),但据说最初注册时因工作人员疏忽,少写了一个“e”,阴差阳错地成了“Chery”,将错就错沿用至今。
2001年,一位叙利亚商人偶然在北京街头看到奇瑞风云轿车,觉得不错,直接追到芜湖奇瑞总部,硬是“软磨硬泡”签下了10辆车的出口订单,意外地开启了奇瑞的海外出口之路,当时奇瑞自己都没太想过出口。
奇瑞创业初期被称为“安徽八大金刚”的创始团队,在茅草房里办公,因为太穷,尹同跃曾鼓励大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们的梦想很大,将来要造出让全世界都跑的中国车!”这在当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尹同跃曾表示,奇瑞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折腾”,不仅折腾自己,也折腾别人,自嘲可能是公司里“最讨人嫌的人”。这种“折腾”精神也体现在产品和战略上,导致奇瑞走了不少弯路。
奇瑞早期发展时,由于缺乏资金,厂房极其简陋,就是几间破旧的砖瓦房和茅草棚,被称为“小草房”。尹同跃回忆说,当时最傻的事情是没有给“小草房”拍照留念,因为没想到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奇瑞第一台自主研发的发动机点火成功时,整个工厂都沸腾了,员工们欢呼雀跃,因为这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让奇瑞有了自己的“中国心”,但研发过程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和“赌博”成分。
奇瑞为了打开局面,曾将旗云、风云等车型大量投入出租车市场,虽然提升了销量和知名度,但也一度让品牌形象显得较为低端,甚至被戏称为“出租车专业户”。
奇瑞QQ上市后以其极低的价格(曾有2.98万元的型号)迅速火遍全国,成为很多人的第一辆车,但也因为价格过低,利润微薄,甚至被质疑“卖一台亏一台”,靠规模效应生存。
奇瑞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尹同跃曾说过买设备的钱是“贫穷的安徽省砸锅卖铁的钱,是农村老太太卖鸡蛋的钱”,表达了破釜沉舟、只能成功的巨大压力和决心。
早年奇瑞办公室和车间墙上贴满了各种标语,如“要么翻身,要么滚蛋”,“逼死自己,才能重生”,用词极端,充满“狼性”和危机感,反映了当时奇瑞人破釜沉舟的创业心态。
奇瑞创业团队在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资金的“三无”条件下起步,硬是靠着一股“蛮劲”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从一片荒滩中建起了汽车厂,被认为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曾自嘲是“农民造车”,称奇瑞是“乡下孩子”,不懂营销,只会埋头搞技术,这种朴实甚至有些“土气”的自嘲反倒成了一种独特的标签。
奇瑞曾尝试收购悍马品牌,作为其国际化和品牌向上的一步棋,最终未能成功。这一大胆的尝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也反映了奇瑞急于摆脱低端形象的迫切心情。
为了强调与年轻用户的连接,iCAR品牌甚至发起了“iCAR汽车logo共创”活动,邀请用户参与设计。让用户设计logo,这种“把方向盘交给用户”的做法,在汽车品牌中实属罕见,堪称一次大胆的“行为艺术”。
奇瑞早在2003年就注册了“iCAR”商标,比苹果公司传出造车绯闻并使用类似名称要早得多。这个“i”在当时尹同跃的设想中代表“individual”(个人),颇有远见地预示了汽车个性化浪潮,然后这个名字就默默等待了近20年才正式启用,堪称汽车界最能“潜伏”的品牌名。
iCAR品牌CEO鲍思语在谈及智能化时表示,iCAR要做到“千人千面”,打造“第三移动出行空间”。这个概念虽然宏大,但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更关心的是“我的那一面”会不会太贵,以及这个“第三空间”能比家里的沙发更舒服吗?
iCAR与《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进行IP合作,试图将电影中的“巨兽”元素与车型结合。这种跨界虽然新潮,但也让一些人觉得次元壁破得有点突然,难以想象“金刚座驾”会是什么样。
iCAR 03T在进行阿拉善沙漠测试时,官方发布了不少极限越野的图片和视频,试图展现其硬核性能。然而对于一款主要定位城市年轻人的电动车,这种“跑到沙漠去撒野”的宣传,被一些人认为是“杀鸡用牛刀”式的夸张。
iCAR品牌在发布iCAR 03时,强调其全铝车身和“一体式压铸纵梁”,并宣称这带来了“横向稳”的安心。有网友调侃,这是不是说车子横着开也特别稳,可以练“横行霸道”了。
有媒体报道,奇瑞内部将iCAR团队称为继乘用车、商用车、捷途之后的“第四个野战军”。用军事化的“野战军”来形容一个主打年轻、潮流的电动车团队,这种称呼方式本身就充满了奇特的混搭感。
iCAR V23车型因其复古方盒子和硬朗设计,被不少网友戏称为“电动版吉姆尼”或“迷你卫士”。这种“碰瓷”经典车型的昵称,虽然带来了热度,但也让iCAR V23活在了“大佬”的影子里,颇具戏剧性。
iCAR品牌定位“年轻人的车”,其高管曾表示要“打造成本杀手”。这种将“杀手”名号赋予自己的品牌,听起来既有决心,又带有一丝“狠劲”,让年轻人感觉既刺激又期待。
iCAR 03在宣传其“i-ROAD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时,强调其“无图领航”功能。有网友开玩笑说,这是不是意味着车开到哪算哪,全凭“感觉”导航,堪称“佛系驾驶”的最高境界。
iCAR品牌在2024年品牌之夜上,一口气亮相了V23、X25等多款车型,覆盖了从硬派越野到未来跨界等多种风格,阵仗之大让一些人感觉像是“俄罗斯套娃”发布会,生怕一次展示不完所有“宝贝”。
iCAR品牌强调其用户共创的理念,甚至在早期车型iCAR 03上市前搞起了“尝鲜众筹订”。这种通常在互联网产品或文创产品上出现的玩法被用在了汽车上,让人感觉买车像是在参与一个大型“养成系”游戏。
iCAR品牌官方宣传中,其首款车型iCAR 03被称为“年轻人的第一台‘方盒子’”。将车比作“盒子”,虽然形象,但也引来一些调侃,比如“年轻人的第一个移动集装箱?”或者“开着盒子去远方?”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在谈及iCAR品牌时,要求这个年轻的、面向新世代的品牌要发扬奇瑞的“小草房精神”。用艰苦奋斗的“草房”精神来激励一个玩智能、玩潮流的新品牌,这种反差萌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又有点励志。
由于苹果公司在全球多地注册了“iCar”相关的商标,奇瑞iCAR品牌在出海时遇到了“正名”的烦恼,部分海外市场不得不改名为“iCaur”。这让iCAR的全球化之路,出门就得先学会在名字上“绕道走”。
在2024成都车展上,iCAR展台因一位女车模的着装和表演尺度被指“过于大胆”而引发巨大争议,甚至惊动了现场管理方和警方介入。不少网友评论说,iCAR为了“出圈”实在是太“拼”了,差点“擦枪走火”。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在发布会上称,要把iCAR V23打造成“全球年轻人的大玩具”,并卖遍全球。这种将汽车比作“玩具”的说法,在传统汽车大佬中颇为罕见,显得既有雄心又带点“玩世不恭”的意味。
iCAR汽车总经理章红玉在谈及iCAR V23时,曾豪言驾驶它会吸引周围车辆和行人的注意,让他们“以仰视的视角观看”。此话一出,网友纷纷调侃是否需要自带梯子或者给路人脖子买保险,场面一度十分欢乐。
iCAR的品牌LOGO由设计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的曹雪教授操刀。据说其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老的“七巧板”,寓意品牌的无限创造力和可能性,听上去就像是汽车界的乐高,每一块都能拼出新花样。
iCAR的“i”标志被解读为与“金箍棒”形象相似,象征变化和能量。将品牌标志与中国神话中的强大武器联系起来,这种联想既本土又带有一丝“中二”的少年热血感,非常独特。
吉利 
领克的用户社群“Co:Club”非常活跃,车主们自发组织各种活动,其凝聚力有时甚至让官方都感到惊讶。
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表示,领克是吉利和沃尔沃“生的小孩”,这个比喻既生动又带有一些调侃意味,暗示了品牌的混血基因和特殊定位。
品牌名称“Lynk & Co”中的“& Co”曾引发猜测,有人解读为连接用户与社群,也有人开玩笑说是“林克和他的伙伴们”。
领克在营销上大胆启用年轻化语言和二次元元素,甚至推出过虚拟偶像,这在汽车品牌中相当罕见和出格。
领克的设计团队来自全球各地,据说在设计初期,不同文化背景的设计师常常因为审美差异而“吵翻天”,最终才碰撞出独特的风格。
领克曾与电竞战队合作,推出联名车型和活动,这种跨界合作在汽车圈内尚属新鲜事,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目光。
领克05车型因为其溜背造型,被一些车友爱称为“最美翘臀”,这种略带戏谑的昵称在车友圈中广为流传。
有车主反映,领克车机系统的语音助手有时会“皮一下”,用一些网络流行语或俏皮话回应指令,让人哭笑不得。
领克在一些宣传中强调其“不止于车”的理念,试图将品牌打造成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这种“不务正业”也引发了一些讨论。
领克02因其小巧灵活的特性和较为个性的外观,曾被一些女性用户戏称为“都市小钢炮”或“买菜超跑”。
领克的车钥匙设计得像一个精致的打火机,与传统车钥匙大相径庭,让不少第一次接触的人摸不着头脑。
领克在欧洲推广时,采用了类似“快闪店”的模式,在市中心搭建临时体验空间,而非传统的大型经销商网络,显得非常灵活和“不走寻常路”。
领克曾举办过一场“不定义挑战赛”,邀请用户进行各种极限甚至有些无厘头的挑战,以此体现品牌打破常规的精神。
品牌发布初期,很多人将“Lynk & Co”误读或恶搞成“林肯公司”,甚至有人以为是福特林肯的子品牌。
领克03+车型因为其“+”的命名方式,一度被网友调侃“领克03 Plus Ultra”,充满了动漫梗的趣味。
领克的首家体验店开在了时尚三里屯,不像传统4S店,更像一个潮玩俱乐部,里面甚至有咖啡、服饰和DJ打碟。
领克曾推出“订阅模式”用车,用户可以像订阅流媒体一样按月付费使用汽车,这在传统汽车销售模式中显得非常“离经叛道”。
领克的设计被一些人戏称为“都市对立美学”,因为其外观在传统审美和前卫个性之间反复横跳,引发了大量争议和讨论。
领克01在上市前的“盲订”活动中,限量6000台在137秒内被抢购一空,堪比演唱会门票。
领克06曾推出一款粉色涂装,被网友戏称为“猛男粉”,打破了汽车颜色沉闷的刻板印象,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作为一个全新汽车品牌,雷达汽车兴冲冲准备出海,结果发现自己的品牌名“Radar”在海外已被一家新加坡轮胎公司“Radar Tires”捷足先登注册了商标,不得不被迫改名为“Riddara”才能卖车,颇有些出师不利的戏剧性。
雷达汽车宣称自己不仅仅是造车,更要围绕户外生活方式打造一个包含皮卡、SUV、乃至ATV全地形车以及其他生活产品的庞大“生态系统”。对于一个刚发布首款车型的新品牌而言,这种一步到位的宏伟蓝图显得格外“野心勃勃”,甚至有点夸张。
雷达汽车将其目标用户定义为“新一代全球消费者”,他们“要求车辆和他们的自然探险一样可持续”。这种高度理想化和环保先锋式的用户画像,对于一个主打皮卡车型的品牌而言,显得非常前卫和不可思议,仿佛在为一群“自然之子”造车。
吉利雷达宣称其纯电皮卡RD6的涉水深度甚至超越了悍马EV。对于一款面向大众市场的国产电动皮卡,直接叫板以极致越野性能著称的悍马,这种产品力上的豪言壮语着实令人惊讶和印象深刻,堪称一种夸张的自信。
雷达汽车的CGO(首席业务增长官)易寒在品牌发布时表示,雷达不仅注重科技,更“崇尚自然与人文”。对于一个以硬朗皮卡为首发车型的品牌,如此强调“人文”与“自然无痕”的环保理念,在当时的汽车市场中独树一帜,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理想化和不可思议。
为了强调其户外生活方式的品牌定位,雷达汽车在品牌发布时,同步推出了一个名为“RADAR Weekend”的生活精品子品牌,并宣布将与露营装备品牌联名开发户外露营拓展装备,甚至与《国家地理》中文版合作。一个汽车品牌如此“跨界”和深入地介入生活方式领域,显得既大胆又新奇。
雷达汽车将旗下首款皮卡RD6定义为“移动的户外能源平台”,不仅仅是一辆交通工具,更强调其对外放电功能,试图以此开辟全新的户外用电场景。这种将皮卡视为“巨型移动充电宝”的定位,在传统皮卡市场中显得相当“奇葩”和超前。
雷达汽车刚成立时,吉利控股集团的官网信息曾显示雷达与吉利汽车、沃尔沃、极氪等品牌平级。然而时隔不久,就有报道称雷达汽车将被战略整合并入吉利汽车集团。一个新品牌如此迅速地经历“独立运营”到“被整合”的身份转变,其间的波折颇为出人意料。
雷达汽车的CEO凌世权博士,一位在吉利汽车集团身经百战的“老将”,亲自挂帅操刀这个全新的新能源户外生活方式品牌,称“理解这个新市场并为这些独特用户创建一个新品牌是我迄今为止职业生涯的亮点。” 将全新的小众市场开拓任务视为职业生涯高光时刻,这份创业激情颇具故事性。
雷达汽车在2022年7月才正式发布品牌,紧锣密鼓地在同年第四季度就开始生产和交付其首款车型RD6。这种从品牌亮相到产品落地交付的惊人速度,在汽车制造界堪称“不可思议”的“急行军”。
吉利银河品牌发布时,其高层表示要“只做高价值新能源汽车”,并喊出“让世界看见中国银河”的口号,这种高调和宏大的愿景,对于一个新系列而言显得颇为“夸张”。
吉利银河发布旗下智能电混架构时,宣称其发动机热效率达到惊人的44.26%,在当时引发业界对其真实性和量产可行性的广泛讨论,被认为有些“夸张”。
吉利银河L7上市时,打出了“电混越野,安全出众”的口号,并进行了一系列极限条件下的安全测试直播,例如火烧、涉水等,场面颇为“不可思议”,以此证明其安全性。
吉利银河曾发布一款名为“银河之光”的概念车,其科幻的造型和宣称的智能科技,让一些人觉得像是直接从未来电影里开出来的,有点“不真实”。
银河E8车型宣传其拥有全球首个量产的45英寸8K无界智慧屏,这一配置在发布时让许多人感到“匪夷所思”,担心其实用性和可靠性。
吉利银河L6在宣传其AI智能座舱时,强调其能像人一样思考和交流,甚至能“读懂你的情绪”,这种拟人化的夸张描述引发了人们对其AI能力的想象和讨论。
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宣称要打造“中国星链”,计划发射卫星为商用车提供更精准的定位和通信服务,这种“造车顺便发卫星”的跨界操作在商用车领域显得颇为大胆和超前。
远程汽车的母公司吉利,为了推广甲醇汽车,其创始人李书福曾在全国两会上连续多年提交关于甲醇汽车推广的提案,执着程度堪称“甲醇推广大使”。虽然这更多是吉利集团层面,但远程作为新能源商用车品牌也深度参与甲醇技术。
为了加速技术研发,远程汽车号称拥有中国最大的新能源商用车研究院,并投入了大量研发工程师。在一个利润相对薄、更注重成本控制的商用车领域,如此大规模投入研发,颇有些“不惜血本”的意味。
远程汽车曾与泰国CJPT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在泰国本土化生产新能源商用车,这标志着其出海的步伐不小,试图在东南亚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分一杯羹,对于一个专注于新能源的商用车品牌,这种国际化决心值得关注。
远程汽车的母公司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其直率敢言的风格著称,虽然不直接管理远程的具体运营,但其对于汽车产业的许多“惊人”言论和“大胆”设想,无疑也为包括远程在内的吉利系品牌带来了一些“特立独行”的文化底色。
尽管主打新能源,远程汽车也曾收购传统燃油车品牌欧铃汽车(Ouling),以完善其产品线,这种“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坚定的新能源倡导者中显得有些“灵活”或者说“务实”。
远程汽车是吉利控股集团孵化的首个商用车品牌,承载了吉利从乘用车向商用车领域拓展,并直接切入新能源赛道的战略意图。可以说,它的诞生本身就带有一些“开疆拓土”的意味。
远程汽车在推出其高端重卡时,强调其设计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和山水元素,试图在通常只讲究实用性的重卡上赋予文化和美学内涵,这种尝试在商用车设计中并不多见。
远程星智H8M甲醇P2混动轻卡在一次公开测试中,据称满载续航超过1100公里,对于一款使用甲醇的轻卡而言,这个续航数据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关注,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新能源商用车的里程焦虑问题。
远程汽车在内蒙古阿拉善启动了年产50万吨的绿色甲醇项目,直接深入到能源生产端,这种向上游产业链的大举扩张,显示了其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车辆制造商的“野心”。
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CEO范现军曾公开表示,远程的目标是“创造智慧互联,引领绿色商用”,将智能化和网联化提升到非常高的战略地位,这在传统观念里“傻大粗”的商用车行业中,算是一种“思维革新”。
远程汽车的SuperVAN车型号称拥有“无B柱”设计,在打开副驾门和侧滑门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开口,这种设计在提升装卸便利性的同时,也对其车身结构强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VAN车型中比较少见。
远程汽车在英国推出其Farizon SV车型时,强调其采用了“线控转向”(drive-by-wire)技术,这在商用货车领域属于比较前卫的技术应用,通常更多见于乘用车或概念车。
2023年杭州亚运会的火炬塔燃料,历史性地使用了吉利生产的零碳甲醇,而提供运输保障的正是远程的甲醇重卡。用自己生产的清洁能源点燃亚运圣火,这个故事本身就有点“传奇”色彩。
远程汽车不仅造车,还深度布局绿色甲醇能源的生产和运输,试图打通甲醇能源的全产业链,这种“一条龙”的能源解决方案在汽车制造商中不多见,显示了其在甲醇赛道上的巨大野心。
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团在2022年进行Pre-A轮融资时,金额超过3亿美元,对于当时普遍认为“苦哈哈”的商用车行业,尤其是新能源商用车领域,这样的融资规模显得颇为“阔绰”。
远程超级VAN在香港推出右舵版,针对香港市场进行本土化适应。考虑到香港独特的交通环境和法规,这种定制化对于一个主攻大陆市场的商用车品牌来说,算是一项“精细活”。
Farizon的LOGO由T、U、O三个字母变形融合而成,分别代表Technology(技术)、User-experience(用户体验)和Zero emission(零排放),将品牌理念直接融入LOGO设计中,算是个用心的“小彩蛋”。
远程汽车在推广其“醇氢电动”技术路线时,时常需要向市场和用户解释这种相对小众的技术路径,相比纯电动或氢燃料,醇氢技术路线显得有些“特立独行”。
远程汽车曾推出一款名为“远程星瀚H”的无驾驶室概念重卡,外观极具未来感,甚至取消了传统意义上的车头驾驶舱,专注于纯无人驾驶的未来物流场景,这种设计在当时看来非常激进。
睿蓝汽车的换电联盟计划,试图联合更多的合作伙伴共同推广换电模式,但其推行难度和效果也一直受到业界的关注和讨论。
有传闻称,在力帆陷入危机时,曾有多家企业与其接触洽谈收购或合作事宜,最终与吉利联姻,也算是历经波折后的一个相对较好的归宿。
尽管睿蓝汽车背靠吉利这棵大树,但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其品牌知名度和市场份额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常被形容为“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有趣的是,力帆股份在破产重整后,股票简称一度变为“*ST力帆”,而睿蓝汽车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也寄托了力帆“涅槃重生”的希望。
睿蓝汽车在推广换电模式时,曾面临用户对电池产权和安全性的疑虑,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市场教育。
睿蓝汽车虽然是吉利和力帆的合资公司,但在品牌推广上似乎更强调吉利的背景,力帆的印记相对较弱,引发一些关于品牌定位的讨论。
睿蓝汽车的换电车型曾被一些早期用户抱怨换电站覆盖不足,导致“有车无电换”的尴尬局面。
睿蓝汽车的某些车型在设计上被一些网友认为与其他品牌的车型有相似之处,引发了一些关于“借鉴”还是“巧合”的讨论。
睿蓝汽车在一些宣传中强调其换电模式的经济性,称可以大幅降低用户的购车成本和使用成本,但这在实际运营中也面临电池损耗和维护成本的考验。
睿蓝汽车的营销团队为了推广换电概念,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过一些颇具争议性的话题,试图引起年轻消费者的关注。
力帆集团创始人尹明善曾是中国最年长的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之一,他的创业故事和人生哲学激励了一代人。
睿蓝汽车成立后,其高管团队中既有来自吉利的资深汽车人,也有来自力帆的老臣,这种人员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合资公司的特点和挑战。
曾有媒体报道,力帆集团在陷入困境时,其创始人尹明善为了自救,不惜将自己的豪宅抵押贷款,展现了企业家的担当与无奈。
睿蓝汽车的换电技术,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吉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多条腿走路”策略的一部分,试图在充电和换电两条赛道上都占据优势。
睿蓝汽车的母公司之一力帆,其创始人尹明善在创业前是一名英语老师,后来靠卖摩托车成为亿万富翁,人生经历堪称传奇。
睿蓝汽车的换电站建设初期,有网友调侃说“找换电站比找对象还难”。
睿蓝汽车成立之初,一些行业评论认为这是吉利为了盘活濒临破产的力帆而进行的一场“拯救行动”,带有一些“悲情英雄”的色彩。
睿蓝汽车主打换电模式,曾有高管在发布会上豪言要让用户“3分钟换电,比加油还快”,在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是“画大饼”。
睿蓝汽车的英文名Livan,听起来有点像“力帆”的谐音,似乎是在向曾经的摩托车大王致敬。
睿蓝汽车由吉利和力帆合资成立,力帆曾是中国摩托车巨头,创始人尹明善以70多岁高龄仍在为力帆的转型奔波,堪称“中国摩王”的最后奋斗。
沃尔沃(Volvo)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是“我滚滚向前”的意思,这个名字最初是为一家滚珠轴承公司SKF的子公司注册的,但最终用在了汽车上,非常贴切。
沃尔沃的两位创始人中,Assar Gabrielsson在成为SKF的销售经理并共同创立沃尔沃之前,曾是一名成功的鸡蛋和猪肉销售商。
沃尔沃创始人之一Gustaf Larson在受雇于SKF期间,曾在英国与Morris发动机公司共事三年,积累了汽车工程经验。他与Assar Gabrielsson是老同学,都曾在SKF工作。
沃尔沃480车型(1986-1995)是沃尔沃第一款前轮驱动车型,其独特楔形设计和弹出式大灯在当时非常前卫,甚至被戏称为“玻璃屋”或“青蛙”,其1.7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研发得到了保时捷和雷诺的协助。
沃尔沃在1976年推出了“Lambda Sond”(氧传感器)技术,能显著减少汽车尾气排放。与三点式安全带一样,沃尔沃也慷慨地放弃了这项技术的专利权,供全球汽车行业使用。
沃尔沃汽车以其著名的“麋鹿测试”而闻名,这项测试模拟车辆在高速行驶中突然避让像麋鹿这样的障碍物,对车辆的操控性和安全性提出了极高要求,也因此诞生了许多设计创新。
沃尔沃在1970年代初期曾计划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建立一家汽车组装厂,甚至举行了奠基仪式,但由于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该工厂项目最终被放弃,已建成的厂房从未生产过一辆沃尔沃。
尽管沃尔沃以安全著称,但也曾涉足高性能和赛车领域。例如,沃尔沃850旅行车在1994年参加英国房车锦标赛(BTCC),其“板砖赛车”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且出乎意料。
沃尔沃的前身公司之一,法国的Berliet(后被沃尔沃收购其卡车部门),早在1924年就生产了一款电动货车。其中一款因其安静无排放,被用作灵车,非常适合在肃静的葬礼队伍中缓慢行驶。
在1960年代的热播电视剧《圣徒》(The Saint)中,未来的詹姆斯·邦德扮演者罗杰·摩尔饰演的主角西蒙·邓普勒,驾驶的是一辆白色的沃尔沃P1800跑车,这使得P1800声名大噪。
沃尔沃的两位创始人,经济学家Assar Gabrielsson和工程师Gustaf Larson,是在1924年8月的一次小龙虾晚宴上,边吃边聊,最终下定决心联手创办沃尔沃汽车公司的。
沃尔沃于2019年启动了E.V.A.(Equal Vehicles for All)倡议,宣布向全行业免费开放其数十年来积累的碰撞安全研究数据,包括基于真实事故的男女及不同体型乘员的伤害研究,旨在让所有汽车都更安全。
沃尔沃航空(Volvo Aero)曾为瑞典萨博(Saab)公司著名的JAS 39“鹰狮”战斗机和之前的“雷”式战斗机(Viggen)生产强大的涡扇发动机。
美国人Irv Gordon驾驶他的1966年沃尔沃P1800S轿车,行驶里程超过325万英里(约523万公里),创下了单一车主驾驶同一辆车最高行驶里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他每天都开车,对这辆车爱护有加。
沃尔沃的圆形带箭头标志常被误认为是男性符号,实际上它是古老的化学符号“铁”,象征着瑞典钢铁工业的坚固与耐用,也代表着战神玛尔斯。
沃尔沃生产的第一辆汽车ÖV4(昵称“Jakob”)在1927年4月14日首次公开亮相时,因为一名工程师在组装时将后桥的一个齿轮装反了,导致车辆只能后退不能前进,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沃尔沃曾为瑞典军队制造了一款名为BM-Volvo BV202的铰接式履带全地形车,它不仅能在深雪中穿梭,还能在水上漂浮,堪称“陆上行舟”。
沃尔沃曾在1993年计划与法国雷诺汽车合并,但在最后一刻,由于沃尔沃的股东们(据传包括ABBA乐队成员)认为雷诺过于“国家控制”且文化不合,投票否决了合并案。
沃尔沃工程师Nils Bohlin于1959年发明了三点式安全带,公司随后无私地放弃了这项专利,允许所有汽车制造商免费使用,据估计这一举动已拯救了超过一百万人的生命。
沃尔沃在1950年收购了瑞典拖拉机和发动机制造商Bolinder-Munktell (BM),这为其后来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之一(Volvo CE)奠定了重要基础。BM本身历史悠久,甚至制造过蒸汽机。
极氪从交付第1辆到第10万辆车仅用了不到600天,比特斯拉、蔚来等品牌快得多,创造了造车新势力的“极氪速度”。
极氪001在2021年4月发布后仅两个月,当年的订单就被抢购一空,成为车圈热议话题,堪称“出道即巅峰”。
极氪的名字来源于Z世代(Generation Z)和“极客”(Geek)的组合,意在吸引精通科技的年轻用户。
为了实现极致开门宽度和车内空间,极氪MIX采用了无B柱设计,甚至有视频专门展示了其“硬核”的侧面碰撞测试来打消用户顾虑。
极氪MIX因其独特造型和主打家庭的定位,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宝宝巴士”。
极氪009光辉版拥有一条手工喷涂、仅2-3微米厚的“金腰线”,差之毫厘便需重来,最后再用清漆封存,形成“琥珀封金”效果,极尽奢华。
极氪009光辉版的轮毂制作堪比顶级腕表,每个需耗时20小时经10道工序手工打磨,并采用飞秒激光镭雕工艺雕刻240道纹理。
极氪品牌的首款车001,最初其实是作为吉利旗下另一品牌领克(Lynk & Co)的Zero概念车进行设计的,后来才“改换门庭”成为极氪的开山之作。
吉利控股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李书福亲自挂帅,担任极氪智能科技董事长,显示了集团对这个高端纯电品牌的极致重视。
极氪的设计团队堪称“联合国”,近500名员工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均年龄仅36岁,致力于融合全球创意。
在首款车001尚未交付时,极氪就高调发布了“极氪能源”(Zeekr Power)计划,目标是在2021年底前在中国建成290座充电站,覆盖10多个主要城市。
谈及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极氪CEO安聪慧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在激烈的竞争发展期,“订阅(模式)意义不大”,暗示公司为争夺领先地位愿意承担成本。
高性能版的极氪001 FR具备一项“坦克掉头”功能,四个电机可以反向驱动车轮,使车辆能够实现原地360度旋转。
极氪009的后排娱乐系统内置了抖音、糖果传奇(Candy Blast)和沙滩车竞速(Beach Buggy Racing)等游戏和应用,让乘客在旅途中也能“摸鱼”。
在一次品牌推广活动中,极氪001不仅秀漂移,还顺便刷新了电动汽车绕桩最快吉尼斯世界纪录,以49.05秒穿梭50个桩桶。
极氪001为推广品牌,由公司工程师驾驶,创下电动汽车最快漂移速度吉尼斯世界纪录,时速达207.996公里。
极氪某车型曾构想过一个“魔法内饰”(Magic Interior)概念,计划设置大量插口供用户DIY装饰爱车,但因工程难度和成本考量,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最终有所收敛。
为满足Waymo对无人驾驶车“拎包上车”和极致空间的要求,极氪不仅设计了无B柱车身,时任CEO安聪慧还提出“旋转座椅”的设想,希望用户能在车里吃火锅,为此机械与软件工程师曾争论不休。
有汽车评论员犀利地指出,重达3吨的极氪009能在4.5秒内加速到100公里/小时“毫无意义”,并吐槽其车钥匙是“愚蠢的压扁金字塔”。
有评论指出极氪009的一个尴尬之处:如果7个座位都坐上平均体重80公斤的成年人,车辆可能就达到法定载重上限,几乎没有空间再合法装载行李了。
极星在其成都工厂旁边建造了一个专门的客户体验赛道,让潜在客户和车主可以体验车辆的性能。
极星曾发起一个名为“Polestar Design Contest”的全球设计大赛,鼓励设计师们畅想未来交通工具的形态。
为了提升品牌知名度,极星曾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开设快闪店,例如艺术区或者时尚买手店。
极星与瑞典的另一家知名品牌CAKE(电动摩托车制造商)进行过合作,共同探索可持续的出行解决方案。
极星在早期宣传中,有意将自己定位为“反特斯拉”的品牌,强调设计、工艺和驾驶体验,而非仅仅是科技噱头。
尽管是电动车品牌,极星也曾涉足过电动自行车领域,推出过一款名为“Polestar Re:Move”的概念电动货运自行车。
极星与高性能悬挂制造商Öhlins有深度合作,其部分车型配备了Öhlins专门调校的减震器,以提升操控性能。
极星曾尝试过“订阅制”拥车模式,用户可以按月付费使用车辆,包含了保险、保养等服务,但后来有所调整。
在极星2的发布会上,公司高管曾强调这款车是“为驾驶者而生”,暗示了其对标特斯拉Model 3的运动性能和驾驶乐趣。
极星1的售价高达15.5万美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新兴品牌的第一款独立车型来说,是相当大胆的定价策略。
极星的品牌标志是一个抽象化的北极星,象征着指引和探索,与其品牌理念相契合。
极星的展厅设计通常被称为“Polestar Spaces”,更像是艺术画廊或科技体验店,而非传统的汽车经销商门店。
尽管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品牌,极星已经开始探索“气候中和”汽车的生产,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这一目标。
极星Precept概念车展示了许多超前的环保理念,例如内饰大量使用回收塑料瓶、渔网和软木纤维等可持续材料。
Polestar曾与谷歌合作,在汽车中控系统中内置了完整的Android Automotive OS,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因为多数车企还在用自己研发或基于Linux的系统。
极星总部位于瑞典哥德堡,但其主要生产基地位于中国成都,体现了其全球化的运营策略。
极星2是全球首批搭载原生安卓汽车操作系统的汽车之一,这意味着可以直接使用谷歌地图、谷歌助手等服务。
极星的CEO Thomas Ingenlath 本身是一位著名的汽车设计师,曾主导设计了多款沃尔沃的获奖车型。
极星1是一款限量生产的混合动力GT跑车,每年仅生产500辆,使其成为一款非常稀有的车型。
极星最初是沃尔沃的赛车改装部门,名为Flash Engineering,后来才被沃尔沃收购并独立为电动汽车品牌。
英国 Humberside 警方曾将 Proton Impian (在马来西亚称为 Waja) 作为巡逻警车使用,并且因为这些车改装使用LPG(液化石油气),获得了国家能源效率奖。
Proton Saga 的名字来源于一场 Scrabble 拼字游戏,同时也是 Safety (安全), Achievement (成就), Greatness (伟大), Ability (能力) 的缩写。
Proton Saga Aeroback(掀背版)在早期曾被称为 "Proton Knight",之后才正式命名为 Aeroback。
在宝腾X70(基于吉利博越)推出前,马来西亚国内对于这款“贴牌中国车”的质量和市场前景有诸多夸张的悲观预测,但X70上市后却大获成功,让许多“预言家”大跌眼镜。
为了让马来西亚国民都能买得起,Proton Saga 最初的售价远低于成本,据说每卖一辆车,宝腾都要亏损近2万林吉特。
Proton Saga 在1989年进入英国市场时,创下了“有史以来进入英国市场销售最快的新车品牌”的记录,对于一个全新品牌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宣传。
宝腾在收购莲花汽车后,曾雄心勃勃地计划推出多款新车型,包括一款新的 Esprit 超跑。然而这些计划大多未能实现或大幅延迟,被车迷们戏称为“画饼充饥”的夸张年代。
在马来西亚的汽车爱好者中,三菱汽车被一些人戏谑地称为宝腾的“原配夫人”(isteri pertama),因为宝腾早期的车型大量基于三菱的技术。
Proton Iswara Aeroback 曾在英国喜剧《憨豆先生》(Mr. Bean)的一集中出现,憨豆先生的高尔夫球卡在了这辆车的排气管里。
早年间,由于 Proton Saga 的价格非常亲民,一些马来西亚的驾驶学院甚至直接将崭新的 Saga 用作教练车,学员们在全新的“国产骄傲”上学习驾驶,但教练们却可能因学员的“粗暴操作”而心疼不已。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对宝腾的“执念”非常深,即使在他卸任后,也多次公开发表对宝腾发展方向的看法,甚至在宝腾与吉利合作后,仍坚持认为应该有“纯粹”的马来西亚国产车,这种近乎偏执的关注本身就是一段奇闻。
Proton Wira 曾因其坚固耐用(或者说保有量大,配件便宜)而在马来西亚衍生出许多“不死传说”,例如发生严重事故后仍能修复并继续行驶,甚至有被用于“非法赛车”的夸张故事。
曾有传闻,为了确保 Proton 汽车在国内的销量,早期政府部门采购车辆时,即便有其他更合适的车型,也必须优先选择宝腾,有时会导致一些“小马拉大车”或者功能不完全匹配的“奇葩”分配。
宝腾曾尝试以 Proton Tiara 进入小型车市场,这款车基于雪铁龙 AX。由于其法国血统和奇特的外形,与宝腾其他三菱基因的车型格格不入,市场反应冷淡,被认为是宝腾一次“不成功但很奇葩”的尝试。
90年代初期,英国汽车节目 Top Gear 曾将 Proton MPi (Saga/Iswara 的出口版) 评为“最物有所值的汽车之一”,但同时也因其基础设计的老旧而略带嘲讽,这对于一个新兴品牌来说是种奇特的“赞誉”。
宝腾的第一款车 Proton Saga 下线时,第一辆车被赠予了时任首相马哈蒂尔的夫人,象征着国产车时代的开启,但也有人戏称这是“夫人的车库里又多了一辆三菱”。
据说在宝腾成立初期,为了体现“国产车”的身份,有高级官员建议将车钥匙孔设计成马来传统匕首 (Kris) 的形状,但因技术和成本问题未能实现。
宝腾曾与英国著名赛车工程公司 Prodrive 合作开发 Proton Putra WRC 赛车,这款车拥有强劲的性能和赛车外观,但最终因不明原因(猜测是亚洲金融危机或斯巴鲁的干预)项目被取消,从未真正参赛。
在宝腾将部分股权出售给吉利后,其创始人、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曾提出要再造一个新的马来西亚国产车品牌的想法,这让一些人觉得奇怪,因为马来西亚当时已经有了另一个国产品牌 Perodua。
Proton 的一位前首席执行官曾在公开场合拿臭名昭著的“电动车窗失灵”问题开玩笑,承认了这个长期困扰车主的缺陷。
据说李书福在收购沃尔沃谈判最艰难的时候,曾对福特的谈判代表说:“我们都是农民,你们是贵族,但农民有时候比贵族更顽强。”
李书福曾因在公开场合多次“炮轰”行业垄断和不公平现象而被称为“汽车狂人”或“价格屠夫”,其直言不讳的性格和大胆言论在当时显得颇为“奇葩”。
吉利创始人李书福最初靠在北极宫照相馆给人照相赚钱,后来又倒腾过电冰箱零件。
李书福曾说“汽车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嘛”,这话最初被许多业内人士嘲笑,认为他不懂汽车,但后来吉利真的把汽车造出来了。
李书福为了获得汽车生产许可(准生证),曾上演“草根的执着”,甚至放言“请给我一个失败的机会吧!”
吉利早期造车时,为了学习技术,曾把买来的奔驰车大卸八块研究,结果发现很多零件是“Made in China”,这反而增强了他们自己造车的信心。
2001年,吉利第一款车“吉利美日”下线时,由于政策限制民营造车,李书福不得不将首批车“卖”给当地出租车公司,并巧妙地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关注。
吉利收购沃尔沃时,被形容为“蛇吞象”,当时吉利的总市值远不如沃尔沃,很多人不看好这笔交易,认为吉利会消化不良。
有传闻李书福在决定进入汽车行业前,考察了很多项目,甚至包括白酒和中药,最后选择了技术门槛最高的汽车,这种选择在当时看来有些“不可思议”。
李书福曾梦想让吉利汽车跑遍全世界,而不仅仅是中国,这种“疯狂”的想法在当时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有报道称李书福早年为了推广他的摩托车,亲自带队骑行几千公里,这种“土味”又执着的营销方式在当时很少见。
吉利早期参加车展,因为名气小、展台简陋,曾被一些人瞧不起,但李书福坚持认为“只要产品好,不怕没人识”。
李书福曾公开表示,他办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中国汽车走遍全世界,而不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全中国”,这种豪言壮语在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于“夸大”。
吉利在发展初期,曾因缺乏核心技术而购买并拆解了大量外国车型进行研究,这种“偷师学艺”的方式虽然原始,但也为后来的自主研发打下了基础,堪称“奇招”。
Smart曾推出一款名为Forstars的概念车,其引擎盖上内置了一个电影放映机,可以将汽车停在任何地方变成一个小型露天电影院,想法非常前卫。
《Car and Driver》杂志的一位编辑在俄克拉荷马州驾驶Smart Fortwo时,车辆与一个巨大的风滚草发生了“碰撞”,当地人对此场景感到非常滑稽,嘲笑这辆小车连风滚草都撞不过。
英国电视节目《Top Gear》的主持人Jeremy Clarkson曾戏谑地用锤子“测试”Smart Fortwo的塑料车身面板的耐用性,以此夸张地展示其与传统钢制车身的区别。
意大利公司“Newtron Group”曾将一辆Smart Fortwo Electric Drive改装成了可供罗马教皇使用的小型“教皇座驾”概念车,车身加高并配备了玻璃罩,但最终未被正式采用,想法很大胆。
为了宣传Smart的停车便利性,Smart曾在广告中展示车辆可以轻松停入其他车辆之间的极小空隙,甚至有广告夸张地展示Smart可以“垂直”停在两堵墙之间,或者被自行车锁锁在栏杆上。
曾有人将Smart Fortwo改装成世界上最小的移动迪斯科舞厅,车内装满了灯光和音响设备,在各种派对和活动中出人意料地出现,带来欢乐。
一名男子驾驶Smart Fortwo参加了艰苦的“蒙古拉力赛”,这是一项要求用小型、廉价且不合适的汽车完成数千英里冒险的慈善赛事,Smart的出现本身就充满了荒诞和挑战精神。
希腊的“疯狂帕夫洛斯”将他的Smart改装成了六轮怪物卡车,拥有巨大的轮胎和升高的底盘,与Smart原本的城市微车形象形成巨大反差,看起来十分荒谬。
一些疯狂的改装爱好者将铃木隼(Hayabusa)的强大摩托车发动机塞进了Smart Fortwo的小身躯里,诞生了名为“Smartuki”的怪物,0到60英里加速甚至比法拉利还快,形成不可思议的反差。
时尚设计师Jeremy Scott与Smart合作,设计了一款名为“Smart ForJeremy”的特别版电动Smart,车尾赫然“长”出了一对巨大的翅膀,造型极其夸张抢眼,仿佛随时要起飞。
一位澳大利亚男子为了用Smart Fortwo拖走他非法停放的邻居的汽车(一辆更大的轿车),结果Smart车头翘起,几乎翻车,场面既危险又滑稽,显示了“小马拉大车”的荒谬。
纽约警察局曾采购一批Smart Fortwo作为巡逻车,用于在拥挤的市区和公园执勤。这些迷你警车与传统警车形成巨大反差,市民和游客常觉得非常“萌”和滑稽。
Smart推出过一款名为Crossblade的车型,这款车没有车顶、没有车门,甚至挡风玻璃也极小,驾驶者和乘客几乎完全暴露在外,极端到像是可以直接开上路的沙滩车。
Swatch的创始人尼古拉斯·哈耶克最初设想Smart是电动或混合动力车,但当奔驰决定首款车型搭载内燃机时,他深感失望,认为这背离了初衷,并最终出售了其股份。
Smart的最初概念来自Swatch手表创始人尼古拉斯·哈耶克,他想创造一款时尚、可定制的“Swatchmobile”,强调乐趣和个性化,而不是传统汽车的马力。
Smart这个名字实际上是“Swatch Mercedes ART”的缩写,代表了其创始愿景中瑞士创意与德国工程的艺术性结合。
一位名叫莎拉·布伦德尔的女士将她的Smart Fortwo改装成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微型露营车,并在其中全职生活,展示了其惊人的空间利用潜力。
在旧金山曾发生一系列Smart汽车被“掀翻”的恶作剧事件,因为车辆轻巧,几个人就能合力将其掀起到车尾直立,甚至完全翻转,引发哭笑不得的新闻报道。
2011年,20名美国啦啦队队员成功挤进一辆Smart Fortwo,创造了“塞进Smart车里人数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场面一度十分滑稽。
英国艺术家Annabel Braithwaite将一辆Smart Fortwo完全用人造草皮覆盖,包括车轮,使其看起来像一个移动的草坪,非常奇葩。
上汽 
上汽集团旗下拥有飞凡和智己两个定位相似的纯电品牌,曾有评论形容两者关系是“出生即互殴”,宛如一场为了争夺内部资源的“宫斗剧”。
飞凡汽车的前身R品牌,最初定位为荣威旗下的高端新能源序列,其首款车型Marvel X曾被寄予厚望,号称要成为“消费者除BBA之外的另一种豪华车选择”,然而市场表现平平,未能撑起这份雄心。
飞凡F7号称搭载“国内首套全指标中国人体格特征数据库打造的飞凡巴赫座椅”,听起来科技感十足,但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这种过于专业的描述更像是“不明觉厉”的营销术语,而非直接的舒适体验承诺。
上汽乘用车公司曾被称为“多生孩子好打架”策略的典型,旗下品牌众多,飞凡汽车的诞生与发展,以及与同门兄弟智己汽车的竞争,常被外界解读为这种策略下的“内卷”和资源分散的体现。
飞凡汽车在宣传其“RISING POWER飞凡能量方案”时,描绘了充电、换电等多场景补能的便捷未来,但在换电站建设远未达标的情况下,这些宏伟蓝图更像是空中楼阁,让用户“望梅止渴”。
飞凡汽车在市场表现不佳,传出部门业务将整合回上汽乘用车的传闻时,公司曾一度出面否认,强调会“确保独立运营”,但最终部分业务调整和后续的整体品牌策略调整,让当初的否认显得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R汽车(飞凡前身)时期,其ER6车型宣传CLTC续航里程高达620公里,但不少车主反映实际使用中折扣严重,被指“续航虚标”,引发了大量用户对这个“超长长长长续航”的质疑。
飞凡R7车主曾发布公开信,控诉飞凡汽车承诺的换电站建设严重滞后,“雷声大雨点小”,导致租用电池包的车主每月支付高额租金却无法享受便捷的换电服务,感觉自己“被大饼砸晕”。
有媒体形容在激烈竞争的新能源市场中,难有起色的飞凡汽车成为了“新能源汽车时代里的一粒沙,飘荡在了决赛圈外”,这种诗意又略带悲凉的描述,为其命运增添了一丝戏剧色彩。
因不满飞凡R7的诸多质量问题,如胎压监测故障、轮胎爆胎、车身共振等,愤怒的车主们直接到飞凡汽车总部门口拉起横幅维权,横幅上书“修车很频繁”、“不是修车就是在修车的路上”,场面极具冲击力。
飞凡曾宏伟宣称要建设庞大的换电网络,最初号称5000座,后调整为到2025年近3000座,但实际建成数量与最初的“大饼”相比,少得不成比例,被车主吐槽为“画饼充饥”。
在经历了多次品牌重塑和高调宣传后,飞凡汽车在2023年1月的销量仅为250辆,与其“非凡”的品牌名和高端定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堪称“史诗级”的销售尴尬。
R品牌独立运营并升级为飞凡汽车时,旗下主打车型依旧是之前的ER6和MARVEL R,被业内吐槽为“旧酒装新瓶”,新瓶想装新故事,奈何酒还是那壶老酒。
飞凡汽车CEO吴冰曾坦言品牌“花了太多时间在产品梳理和定位上”,这种过于坦诚的“自我批评”,间接承认了品牌在初期战略上的摇摆和由此带来的发展延误,颇有些黑色幽默。
飞凡汽车一度从R品牌独立出来,成立飞凡汽车科技公司独立运营,大有“单飞”之势,但不久后又被宣布将整合回上汽乘用车荣威品牌之下运作,上演了一出“兜兜转转还是家”的剧情。
有媒体在评论飞凡汽车的出身和发展时,犀利地指出其仿佛“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了先天的‘基因缺陷’”,这种说法对于一个汽车品牌来说,堪称“奇葩”诊断。
飞凡ER6的车主们曾在成都车展上身穿印有“上汽飞凡汽车续航严重虚标”字样的T恤进行集体维权,指控车辆实际续航与宣传的620公里相差甚远,场面一度非常“行为艺术”。
为了彰显格调,飞凡F7推出了“巴赫座舱”和“巴赫座椅”,试图将古典音乐大师的意境融入汽车,这种跨界联想的独特性,让一些人觉得新奇,也让另一些人觉得有些“用力过猛”。
面对销量和品牌声量困境,飞凡汽车曾试图通过降价促销等方式“以价换量”,但似乎并未能扭转局面,反而让其高端定位显得更加模糊,陷入了“赔本赚吆喝”还赚不到多少吆喝的窘境。
飞凡汽车在短短几年内经历了从荣威旗下子品牌Marvel R,到独立品牌R汽车,再到飞凡汽车,最后又被整合回荣威,上演了一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身份认同快闪秀”。
荣威的首款车型荣威750,其原型车罗孚75在英国曾被誉为“雪茄型”车身,这种设计风格在当时的中国市场显得相当独特和复古。
荣威品牌的诞生源于上汽收购罗孚(Rover)技术的曲折过程,充满了商业博弈和“曲线救国”的意味,最终未能完全收购罗孚品牌本身,转而创立了荣威。
荣威的LOGO设计融合了中西方元素,两只站立的雄狮代表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盾形则象征着经典、尊贵与荣耀。
荣威曾一度被认为是“国产罗孚”,在品牌推广初期,如何摆脱罗孚的影子,建立自己独立的品牌形象,是荣威面临的一大挑战。
荣威品牌发布时,上汽集团对其寄予厚望,宣称要打造“中国的国际品牌”,其 ambition 在当时自主品牌中非常突出。
荣威RX5上市时,以上汽和阿里巴巴合作的“互联网汽车”为主要卖点,马云亲自为其站台,这在当时汽车界和科技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
荣威的设计团队曾表示,在设计荣威车型时,会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汲取灵感,例如玉如意、中国结等,试图将中国美学融入现代汽车设计。
荣威曾因为其英文名“Roewe”的发音与西班牙语中的“强盗”(robar)相似而引发过一些海外市场的讨论和误解。
荣威在品牌建设初期,为了快速提升品牌形象,曾邀请知名钢琴家郎朗担任代言人,试图将品牌与高雅艺术联系起来。
有一段时间,荣威与名爵(MG)的关系经常让消费者感到困惑,两者同属上汽集团,技术平台有所共享,但品牌定位和风格又有所区别。
荣威品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偏重商务、成熟风格到逐渐年轻化、科技化转型的过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荣威的一些车型在命名上颇具中国特色,例如“荣威iMAX8”,将科技感与家庭、空间等概念结合。
荣威曾尝试推出一些在当时看来颇为前卫的概念车,展示其对未来汽车的构想,尽管并非所有概念都能最终量产。
荣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起步较早,其插电混动车型在国内市场曾一度占据领先地位,但后来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
荣威品牌最初想用的中文名是“罗孚”,但因商标被其他公司注册,上汽最后选择了音近且寓意“光荣的威望”的“荣威”。
荣威为了强调其车型的智能化,曾大力宣传其搭载的斑马智行系统,并试图打造“出行场景”生态。
荣威品牌在其发展早期,为了与合资品牌竞争,曾在营销中强调其“英伦血统”和技术来源。
荣威在探索国际化道路时,也曾面临诸多文化差异和市场准入的挑战。
荣威的一些营销活动曾试图与中国传统节日或文化事件相结合,以拉近与本土消费者的距离。
荣威的母公司上汽集团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传奇的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荣威的创立也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充满了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努力。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中,长期依赖军品订单的红岩汽车也曾面临“找米下锅”的窘境。1983年,红岩生产出第一辆民用重型卡车,标志着其开始艰难地转向民品市场,这对于一个习惯了“国家任务”的军工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观念和体制挑战。
红岩汽车在1984年就参与了国庆35周年阅兵,其CQ261越野车牵引着导弹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这对于一个地方军工厂来说是极高的荣誉和对其产品质量的极致肯定。
红岩汽车曾经历过一段复杂的股权变更时期,其大股东湘火炬的母公司“德隆系”在21世纪初轰然倒塌,引发中国资本市场巨大震动。红岩的重组也因此充满戏剧性,最终由重庆国资委出面“驱逐”湘火炬,才为后来的上汽依维柯红岩合资铺平了道路。
为了快速建成四川汽车制造厂并投入生产,国家从一汽、南汽、北汽等各大汽车厂抽调了1000多名技术骨干,连同复转军人、大中专毕业生等共2000多人迁往偏僻的厂址,这种大规模的人才“搬家”式支援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四川汽车制造厂(红岩前身)的选址是国家“三线建设”的产物,厂址最终定在重庆大足县的山沟里(彭家院子),目的是为了备战和国防安全,这种将大型工厂建在偏僻山区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和独特的战略考量。
1966年,时任西南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副主任的彭德怀元帅亲自为工厂的产品命名为“红岩”,这个名字承载了深厚的革命情怀和期望。
红岩汽车的“心脏”——发动机的早期技术引进颇费周折。为解决重型汽车发动机的“心脏病”问题,中国在60年代引进了法国贝利埃的军车技术,周恩来总理访问摩洛哥时还曾亲自参观过贝利埃在当地的卡车装配厂,这为红岩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7年,红岩CQ25.290和CQ15.250两款全轮驱动重型沙漠越野车,首次成功一次性穿越了号称“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完成了5000公里的运载试验,性能据说可与当时的德国“曼”牌卡车媲美,创造了国产车挑战进口车的奇迹。
红岩CQ261军车在20世纪80年代的边境冲突中表现出色,被战士们赋予“红岩神炮”的威猛绰号,足见其在战场上的可靠性和威力,这对于一款运输车辆来说是极高的赞誉。
红岩汽车的前身——四川汽车制造厂,是因国家急需重型军用越野车,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于1965年从一片荒地中破土动工建设起来的,可以说是“临危受命,白手起家”。
因智己汽车在L6发布会上错误标注小米SU7关键参数,小米公司火力全开,连发三篇微博怒怼,不仅要求智己道歉,还直接点名了智己的母公司上汽集团,场面一度十分激烈,堪称新势力营销战中的“名场面”。
在智己L7发布会上,官方曾承诺L7将标配无线充电技术,然而在后续公布的最终配置表中,该功能却变成了需要用户另行付费购买的选装件,导致早期满怀期待的用户感觉受到了欺骗。
为了宣传其车辆的安全性,智己汽车曾举办了一个特别的“破烂艺术展”,将事故中严重受损但驾驶舱保持完好的智己车辆残骸作为展品,以此另类方式证明其“十万台零自燃”和车身结构的坚固,想法堪称奇特。
智己CEO刘涛在一次直播试驾自家L7时,因连续出现压实线变道、超速等多项交通违规行为,被网友戏称为“马路杀手”和“违章教科书”,事后公开道歉并接受了处罚。
智己联席CEO刘涛曾公开宣称“那些仍旧选择购买同样价位燃油车的用户,我觉得是挺悲惨的”,此话一出,得罪了众多燃油车主,引发巨大争议。
在全新LS6车型发布会上,智己CEO刘涛亲自上阵表演“漂移秀”,结果技术不佳,场面一度尴尬,引来网友群嘲,与其试图展现的驾控性能形成鲜明对比。
智己CEO刘涛在发布会上大谈员工为造车L6如何“牺牲奉献”,例如“孩子只能通过视频和爸爸交流”、“有同事错过了孩子的出生”、“有同事在太太查出癌症后只回了两次家”,结果被网友痛批“美化压榨”,公司随后称遭遇“网络暴力”。
智己L6发布会上,PPT错误标注了对标的小米SU7电机参数,引来小米官方连发三文强硬要求道歉。智己连夜道歉后,隔天下午又发一道歉,被指“道歉也要蹭流量”,小米发言人更表示“不接受个人轻描淡写的非正式道歉”。
智己L7首批“天使轮”车主在锁单时发现,车辆实际配置与发布会宣传的多项内容不符,如电池容量缩水、承诺标配的无线充电需另购、活塞卡钳等部件减配,引发102名车主联合维权。
在智己L7“天使轮”车主就配置缩水等问题向官方反馈后,不仅未获满意答复,部分车主据称还遭到智己内部员工嘲讽为“大聪明”、“孔乙己”,事件曝光后舆论哗然。
2024年初,大量智己LS6车主反映新车出现大规模车机故障,包括仪表盘不显示车速档位、雷达失效等严重安全隐患,客服电话被打爆。CEO刘涛随后道歉,称原因是“一个非常幼稚的软件bug”。
智己汽车的CMO(首席营销官)李微萌被曝曾强制要求公司门店员工转发其个人的短视频内容,引发内部员工不满,被指公司过度迷信高管个人IP效应而忽视用户真实需求。
智己CEO刘涛在公开场合曾采取“踩一捧一”的激进营销方式,例如声称自家L7“全面胜过蔚来ET7”,并将友商的热销车型理想L9比作“老款GL8”,引发行业和用户反感。
智己汽车明明背靠上汽、阿里两大巨头,却在市场上频频上演“自黑式”营销和公关灾难,以至于有评论称其走的可能是“黑到深处自然红”的奇特路线。
智己汽车在L7“天使轮”车主维权事件中,联席CEO刘涛就用户关心的配置问题发布回应,但维权车主们认为其回应“避重就轻”,并未正面解决核心的“背信”问题,沟通诚意不足。
智己LS7上市仅10个月就宣布大幅降价,同时被曝存在多项质量问题,引发674名车主联名发表声明维权,控诉智己汽车区别对待老车主,未有效解决车辆问题。
智己汽车就错误标注小米SU7参数一事道歉时,在声明中称“我们主观上真的没有蓄意抹黑的意图,无意也更无力挑战小米汽车的泼天流量”,这番略带“委屈”和“示弱”的言辞反被网友认为“茶言茶语”,进一步激化了舆论。
智己汽车的联席CEO刘涛不仅在直播中因违章驾驶被罚,早前还曾因在一段宣传视频中,于繁忙的高架路上进行包括高速违停、多次不打灯变道、压实线及超速等危险驾驶演示,而受到公众批评并最终承认错误接受了交警处罚。
智己汽车宣布与以纺织和服装设计闻名的东华大学进行跨界合作,内容包括共同设计车模的服装以及创作全景声视频等,这种车企与时尚设计院校的组合,在汽车圈里显得颇为独特和出人意料。
智己汽车在宣传其L6搭载“第一代光年固态电池”时,被行业专家和网友指出其本质仍是“半固态电池”,涉嫌利用“固态”二字进行文字游戏和夸大宣传,引发对其诚信的质疑。
宝骏560上市初期曾因其后悬挂系统与五菱宏光相似,被戏称为“拉皮版五菱宏光”。
宝骏的标志被一些网友戏称为“马头标”,甚至引发了“驴头不对马嘴”的调侃。
宝骏汽车的某些内饰设计被网友吐槽“塑料感太强”,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仿佛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
有车主分享自己开着宝骏去参加高端聚会,结果被保安误以为是送外卖的,引发一阵尴尬又好笑的讨论。
宝骏车型在一些驾驶技巧挑战或趣味比赛中,因为其车身小巧灵活,偶尔能做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神操作”。
因为宝骏和五菱的紧密关系,以及两者在市场定位上的一定的重合,曾有段子说“买宝骏的看不起买五菱的,买五菱的觉得买宝骏的是‘叛徒’”。
某车主将自己的宝骏汽车贴满了各种“五菱宏光S”的贴纸,号称是“精神五菱人”,引发网友围观。
宝骏曾推出过一款新能源小车E100/E200,因其小巧玲珑的外形,被戏称为“老头乐升级版”或“城市精灵”。
宝骏310上市时,以其极低的价格被称为“年轻人的第一台车”,但也有人调侃说“买得起车,不一定养得起”,暗指后续可能的维修保养。
网上流传着一些将宝骏车标恶搞成各种动物或卡通形象的图片,充满了网友的幽默感。
宝骏的部分车型因为其超大的空间和灵活的座椅布局,被一些小商贩直接当做移动的“杂货铺”或“工具库”。
宝骏的车型经常被拿来和五菱宏光进行各种“魔改”对比,比如“宝骏改床车”,“宝骏变身小货车”等,充满了车主的奇思妙想。
宝骏在部分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市场的保有量非常高,有网友戏称“在这些地方,你闭着眼睛扔一块石头,砸到宝骏的概率比其他车都大”。
宝骏510刚上市时,凭借其独特的外观设计,尤其是分体式大灯,被一些人戏称为“眯眯眼”、“未来战士”。
有网友曾将宝骏的英文名“Baojun”错误地读成“抱紧”,并赋予其“抱紧幸福”的含义。
宝骏曾因其部分车型在二手车市场的高保值率出乎一些人的意料,被调侃为“理财产品”。
在一些农村地区,宝骏的某些车型因为皮实耐用且价格亲民,被戏称为“致富小能手”、“回本利器”。
宝骏品牌早期车型常被认为是“神车专业户”五菱的升级版,有段子称“开五菱发家致富,换宝骏光宗耀祖”。
宝骏曾经因为一款车型的命名“宝骏RS-5”与奥迪的“RS”系列高性能车型命名相似,引发了一些车迷的讨论和对比,尽管两者定位和价格天差地别。
有些二手车商在介绍宝骏二手车时,会开玩笑说“这车买回去,拉人拉货都能回本,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
MG ZB Magnette轿车在1950年代提供一种名为“Manumatic”的半自动变速箱选项,它没有离合器踏板,但仍需要驾驶员手动选择挡位,这种“不用踩离合的手动挡”在当时是一种颇为奇葩和过渡性的技术。
曾经辉煌的英国汽车品牌MG,在经历了多次复杂的收购和转手后,如今归属于中国上汽集团 (SAIC Motor) 旗下,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复兴。一个源自牛津的小车库品牌,其命运如此跌宕起伏,最终由东方力量重新激活,堪称商业传奇。
MG的创始人塞西尔·金伯 (Cecil Kimber) 最初是在他老板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的车库里改装莫里斯汽车,偷偷摸摸地制造出更运动、更快的版本,这催生了MG品牌。有点像在老板眼皮底下搞“副业”创业。
著名赛车手肯·迈尔斯 (Ken Miles) 给他早期的一辆MG改装赛车起了个“飞行瓦片”(The Flying Shingle) 的绰号,因为这辆车的外形低矮扁平,看起来就像一片随时会飞走的瓦片,非常形象。
第一代MG Midget (Mark I) 车型为了追求极致的简约和轻量化,竟然没有配备外部车门把手和门锁,驾乘人员需要伸手到车内才能开门,车窗也是简陋的滑动式有机玻璃板,即使在当时也算是“丐中丐”配置了。
传奇赛车手斯特林·莫斯爵士 (Sir Stirling Moss) 曾驾驶MG EX181赛车创下了245.64英里/小时(约395公里/小时)的陆地速度记录。这辆车造型极致流线,驾驶舱极为狭小,被戏称为“咆哮的泪珠”(Roaring Teardrop)。
福特汽车创始人之子埃德塞尔·福特 (Edsel Ford) 是20世纪30年代初MG Midget在美国的首批知名车主之一。考虑到福特帝国的庞大规模和小小的MG品牌之间的悬殊对比,这位“太子爷”的选择显得相当有个性。
1955年MGA车型发布后,市场需求远超预期,阿宾顿工厂第一年就生产了超过13000辆,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其前身TC车型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产量,这种“卖爆了”的程度让工厂都有些措手不及。
MG EX120这款750cc的小车在1931年成为同级别中第一辆时速超过100英里(约160公里)的赛车,因此获得了“神奇侏儒”(The Magic Midget) 的绰号,小身材却有大能量,名字也很有戏剧性。
MG汽车俱乐部 (MG Car Club) 于1930年在一家酒吧 (Roebuck Hotel) 由一群车主聚会时成立,短短三年内会员就发展到500人,展现了早期车主们近乎狂热的品牌忠诚度和社群力量。
MG品牌的创始人塞西尔·金伯 (Cecil Kimber) 打造了一系列速度飞快的汽车,然而他本人的结局却与汽车无关,1945年,他在一场暴风雪中因火车出轨事故不幸遇难,对于一位汽车界的先驱来说,这样的结局令人唏嘘且有些“黑色幽默”。
为了参加B组拉力赛而生的MG Metro 6R4赛车,其车身焊接长度达137英尺,焊点多达3680个,而普通版Metro仅有4英尺焊接和2987个焊点。这种近乎“疯狂堆料”的制造方式,展示了其为性能不惜工本的极端追求。
MG曾经推出过一款名为“MG Express”的车型,它实际上是基于其小型掀背车ZR改造而来的厢式货车版本,试图将运动基因融入商用车,这种混搭在当时看来颇为奇特。
1932年,英国兰开夏郡的警察局竟然采购了一批MG J2 Midget这种小型双座跑车作为警用巡逻车。想象一下警察开着敞篷小跑车追贼的滑稽场面。
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 (Elvis Presley) 曾拥有一辆MGA跑车,并且非常喜欢它,甚至让这辆车出现在他的电影《蓝色夏威夷》(Blue Hawaii) 中,这算是最早的明星带货和植入广告了。
早期MG在阿宾顿工厂的电话号码非常简单,就是“Abingdon 251”。在今天看来,一个知名汽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如此简短,简直不可思议。
二战后,大量驻扎英国的美国大兵对MG T系列小跑车一见钟情,战争结束后纷纷把这些车买回家,意外地为MG打开了巨大的美国市场,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1933年,一辆MG K3 Magnette赛车赢得了意大利Mille Miglia耐力赛的同级别冠军,成为第一个在该赛事中获胜的非意大利品牌,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打脸”了意大利的汽车制造商。
20世纪80年代的MG Maestro和Montego车型配备了带有语音合成器的仪表盘,能用女演员Nicolette Mackenzie的声音播报警示和车辆信息。这种“会说话的汽车”在当时相当前卫,但也让一些人觉得有点吵闹甚至滑稽。
MG最初的工厂设在英国阿宾顿 (Abingdon) 的一个旧皮革厂里,谁能想到简陋的皮革厂日后会诞生出风靡世界的跑车品牌。
五菱的第一款微型货车LZ110是在与日本三菱汽车的许可协议下开发的,基于三菱Minicab车型。后来的车型也曾获得另一家日本制造商大发的技术许可。
开启五菱汽车辉煌历程的第一款微型货车名为LZ110,于1982年试制成功并于1984年投产,这款车奠定了五菱在微车领域的基础。
五菱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曾投资7亿美元在印度尼西亚芝加朗兴建了一个占地60万平方米的制造基地,旨在服务东南亚市场并作为出口基地。
为提升品牌形象并进军不同市场,上汽通用五菱自2020年起将其五菱车型分为“红标”和“银标”两大系列。“红标”主打商用或入门级乘用车,而“银标”则用于面向全球市场的更高端乘用车。
上汽通用五菱的股权结构颇为有趣:上汽集团和通用汽车是大股东,但合资公司主要生产五菱品牌汽车,而五菱品牌的最初所有者广西汽车集团在合资公司中股份占比最小。
在关于五菱“神车”的讨论中,一些网友半开玩笑地称五菱车主是“中国道路上最鲁莽和不守规矩的司机之一”,这也从侧面增添了其“神车”的传奇色彩。
在从拖拉机厂成功转型为微面制造商之前,面临生存危机的柳州动力机械厂(五菱前身)曾尝试生产各种能够糊口的产品,包括缝纫机和织布机。
五菱宏光这款看似平平无奇的微面,曾一度成为中国销量最高的汽车,甚至因其惊人的销量数据而受到全球汽车媒体的关注,堪称“国民神车”。
自1958年建厂以来,五菱就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作为企业之魂。这种精神支撑五菱度过了从拖拉机厂到濒临倒闭,再到成为“神车”制造者的多次转型和挑战。
五菱最早的LZ110微型货车上使用的车标是一个非常简洁的“W”形图案,有评论认为这个初版logo比现在经过“过度设计”的logo更有味道。
五菱汽车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柳州动力机械厂,最初生产拖拉机。后来因国家不再包销拖拉机,工厂陷入困境,被迫转型寻求生路,最终转向生产微型面包车。
除了网络上的戏谑,五菱汽车在现实中也承载了许多人的奋斗故事,它帮助了无数中国家庭从小乡村走向大城市,成为了他们创业致富、改善生活的伙伴。
五菱拥有一套独特的“用户需求丈量法”:员工会亲自深入城乡,用身体和尺子去实际测量和体验各种用车场景,以确保产品设计的每一毫米都贴近用户。
中国车友社群中常有这样的幽默提问:“法拉利、兰博基尼、保时捷和五菱,我该买哪个?”而标准答案永远是“五菱”,因其被认为是“显而易见的更优越车型”。
在关于“神车”的众多网络段子中,有一个经典故事是:某超跑车主在山路上被一辆漂移过弯的五菱击败,并被留下一句“我在秋名山等你”。
继口罩之后,五菱再次跨界,推出了五菱牌螺蛳粉(柳州特产),将“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理念延伸到了食品领域,令人大跌眼镜。
五菱曾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定制“春晚红”口罩,使其成为首个以跨界产品形式亮相春晚的汽车品牌,这一举动十分新颖独特。
新冠疫情期间,五菱提出“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的口号,并迅速改建生产线,成为最早生产口罩的汽车企业之一,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疫。
五菱宏光等车型在中国互联网上被誉为“神车”,常被P图描绘成漂移神技无敌,能在“秋名山”赛道上轻易秒杀超跑的传奇存在。
五菱宏光等微面车型之所以能成为漂移“神车”梗的一部分,是因为它们多采用后轮驱动,这使得这些廉价微面在理论上具备了漂移的能力,这在同类车型中并不常见。
网上有段子称,某款上汽生产的车型因为太过皮实耐用,开了十几年都不坏,车主想换车都找不到理由,只能“含泪继续开”。
上汽集团曾为了提升员工的英语水平,举办过各种有趣的英语角和比赛活动,甚至有领导带头讲“蹩脚英语”的趣事。
为了庆祝上海大众成立XX周年,曾有员工用生产汽车的边角料制作各种创意工艺品,展现了汽车工人的巧思。
上汽集团在进行海外扩张时,曾因文化差异闹出过一些啼笑皆非的误会,比如在一些国家的广告宣传语翻译过来后意思完全变了味。
据说上汽大众在引入高尔夫车型时,曾担心两厢车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内部对于是否引进有过激烈讨论,差点就错过了这款经典车型。
上汽通用的一位高管曾在内部开玩笑说,当年为了和通用汽车的工程师沟通,逼得自己把丢了十几年的英语重新捡了起来,还练出了一口“工地英语”。
传闻上汽某款新车在上市前进行内部测试,结果因为性能太好,测试员们开得太嗨,不小心把测试车开进了泥潭里,场面一度十分狼狈。
上汽大众的朗逸车型,因为其高度契合中国家庭用户的需求,被戏称为“中国特供车”,甚至有说法是“德国人自己都不认识的德系车”。
有员工回忆,早期上汽的工厂条件比较艰苦,夏天车间里像蒸笼,冬天又四处漏风,但大家造车的干劲十足。
上汽通用五菱推出的五菱宏光,因为其惊人的销量和“回本利器”的口碑,被网友戏称为“秋名山神车”,甚至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封面。
上汽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力之初,曾面临内部巨大的技术路线争论,不同团队之间为了磷酸铁锂还是三元锂电池路线“吵翻了天”。
早年上海牌轿车曾是身份的象征,据说当年结婚要是能借到一辆上海牌轿车当婚车,那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传闻上汽大众在最早引进桑塔纳生产线时,由于缺乏经验,一些大型设备在运输和安装过程中状况百出,闹了不少笑话。
上汽集团在收购罗孚汽车技术时,过程一波三折,充满了商业谍战般的戏剧性,甚至有“空手套白狼”的说法。
传闻上汽大众曾为了一个座椅套的颜色和德国大众争论了很久,德方坚持用深色,中方则认为浅色更符合国内消费者喜好,最终中方意见被采纳。
早年间,为了攻克桑塔纳国产化难关,上汽的技术人员曾把一辆桑塔纳拆得七零八落,零件铺满一地,再一个个琢磨如何仿制。
1985年,上海大众生产的第一辆桑塔纳轿车,据说车上某些零件是用榔头敲进去的,充满了早期工业的“粗犷”气息。
上汽大众成立初期,为了学习德国的先进技术,曾派遣工程师去德国大众“偷师”,甚至发生过因为看得太入神被德国工人锁在车间里的故事。
据说上汽最早的员工中,有些人甚至是从修自行车或者做缝纫机转行过来的,对汽车几乎一无所知,边学边造车。
有老员工回忆,在计算机还不普及的年代,上汽的很多汽车设计图纸都是工程师们一笔一笔在图板上画出来的,一个复杂部件的图纸可能要画上好几天。
长城 
WEY品牌创立之初,就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豪华SUV开创者”,并致力于成为“世界级豪华品牌”,在当时自主品牌普遍冲击中低端市场的大环境下,这种“一步登天”式的目标显得尤为夸张和不可思议。
据称魏建军对WEY产品的细节把控到了极致,甚至亲自参与到车辆的评审和改进中,对于一个大集团的董事长来说,如此亲力亲为,深入一线抓产品细节,也算是一种奇特的“工匠精神”体现。
有评论指出,WEY品牌似乎在有意模仿雷克萨斯当年的崛起之路——依托母公司的技术积累,打造一个独立的高端品牌,并以超越同级的配置和服务来吸引消费者,这种“复制成功”的野心在当时看来也颇为大胆。
魏建军用自己的姓氏“魏”命名一个全新的高端品牌,并立下“以己之姓,赌上性命与荣誉”的誓言,这种将个人声誉与品牌深度捆绑的做法,在汽车界并不多见,颇有些“破釜沉舟”的意味。
WEY品牌发布时,魏建军宣称要“终结合资品牌暴利时代”,直接对标并挑战长期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合资品牌,这种公开叫板的勇气和目标在当时被认为非常大胆甚至有些“自不量力”。
魏建军曾表示,打造WEY品牌,“我没有退路,必须成功,也必将成功。”这种近乎悲壮的决心,将个人与企业的命运紧密相连,在企业家中展现出一种极致的偏执和自信。
长城汽车以“军事化管理”著称,这种严格甚至有些刻板的企业文化延伸到了WEY品牌的打造上,有传闻称其内部对细节和执行的要求达到了近乎“强迫症”的程度,旨在确保高端品质。
WEY品牌曾高调宣称旗下车型对标BBA(奔驰、宝马、奥迪)等一线豪华品牌,并要在安全、技术等方面超越它们,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言壮语,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争议。
有报道描述魏建军为了WEY品牌,几乎是“把自己逼上绝路”,投入巨大,且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其打造成国际一流水平,这种all-in的创业精神在汽车这样一个重资产行业显得尤为冒险。
WEY品牌标志的竖型设计灵感来源于长城汽车发源地保定的标志性建筑“保定直隶总督府大旗杆”,将地域文化印记融入品牌LOGO,并赋予其“引领者”的含义,这种设计理念在汽车品牌中相对独特。
在WEY品牌推出初期,有声音质疑其部分车型外观与其他豪华品牌有相似之处,引发“抄袭”或“借鉴过度”的讨论,这对于一个立志高端的品牌而言,无疑是颇为尴尬和冒险的起步。
为了迅速打开市场,长城迪尔皮卡采取了“震撼低价”策略,当主流皮卡售价9万多元时,长城直接定价8万甚至更低,以“价格屠夫”的姿态硬生生挤占了市场。
长城汽车创始人魏建军在创业前,因驾驶技术高超,曾在保定机场表演拉达汽车漂移,人送外号“保定车神”,谁曾想这位“车神”后来真的造起了车,还把皮卡卖向了全球。
公司创立初期,魏建军提出的企业精神是“每天进步一点点”,这个口号甚至印在了员工喝水的纸杯上,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将理念灌输到日常。
长城推出的第一款皮卡“迪尔(Deer)”,外观上与当时的丰田海拉克斯(Hilux)惊人地相似,不少人称其为“模仿之作”,但正是这款车让长城在皮卡市场站稳了脚跟。
26岁的魏建军接手叔叔的长城工业公司时,公司已负债高达200万元,可谓是临危受命,从一个烂摊子开始了他的“皮卡大王”之路。
长城汽车以“军事化管理”著称,这种严苛的管理风格在汽车行业中颇为独特,塑造了长城强大的执行力,但也引发了外界对其企业文化的讨论。
在长城汽车发展壮大之前,其前身长城工业公司曾大胆“借鉴”并生产过一款基于丰田皇冠S130底盘,但车头却装上了劳斯莱斯式进气格栅和头灯的“怪胎”轿车CC1020S,并实际销售过,堪称山寨史上的奇葩一笔。
魏建军曾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被问及是否是技术专家时,坦诚自己只有初中学历,指导不了技术,这种“自曝家丑”的直率性格在企业家大佬中实属罕见。
当魏建军决定停掉轿车项目,转而生产在当时相对冷门的皮卡时,一位保定当地的领导曾劝他:“(皮卡)没有什么前景,你赶紧转产吧。” 魏建军没听,结果皮卡成了长城的翻身基石。
魏建军的父亲魏德义,当年为了回保定创业,竟然放弃了全家5人的北京户口和营级干部身份,仅靠4000多元复员费起家,这种破釜沉舟的勇气为家族的实业精神奠定了基础。
魏建军接手长城工业公司时,公司仅有60名员工,可用资产300万元,却背负着200万元的债务,相当于一个资不抵债的“烫手山芋”。
长城汽车曾因几位后勤部门负责人接受了下属员工送的几盒月饼,魏建军便将他们全部开除,其反腐决心和铁腕手段令人咋舌。
长城皮卡在国家一度只允许目录内企业生产轿车的年代,因无法进入“目录”成了“黑户”,被迫停产轿车,这反而促使其孤注一掷专攻皮卡,最终“柳暗花明又一村”。
长城汽车进军英国市场时,旗下皮卡Wingle(风骏)被重新命名为“Steed”(骏马),并以极低价格成为当地最便宜的皮卡。为了这款车的引入,英国经销商和长城汽车谈了整整五年多。
90年代初,河北保定地区改装车厂林立,“仿冒”几乎是那个时代一些产品的标签,长城皮卡正是在这样鱼龙混杂,充满“山寨”挑战的环境中艰难起步,并最终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长城汽车曾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改装车展上展出过一款极其夸张的“巨型皮卡”——长城炮黑弹特别版,其尺寸和造型远超普通皮卡,更像一辆小型装甲车,吸引了无数眼球。
魏建军曾放言,长城汽车不搞投机,有人曾建议他用上市融到的钱去股市钱生钱,他直接拒绝,表示“咱不玩这个,就靠车挣钱”,这种实业家的执拗在资本运作盛行的年代显得特立独行。
长城汽车在早期拓展海外市场时,曾因产品质量问题遭遇过召回风波(如在澳大利亚因零部件中发现石棉),这对于一个力图打造国际品牌的中国车企来说,无疑是既尴尬又深刻的教训。
早年魏建军去美国和东南亚考察市场,发现当地皮卡非常畅销,而国内市场产品落后且价格高昂,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巨大商机,回国后便力排众议决定主攻皮卡,这一“赌徒式”的决策奠定了长城日后的基业。
在正式生产皮卡前,魏建军曾尝试“手工敲打”的方式造轿车,由几个扬州钣金工“手搓”出来的车,竟然在东北卖得火爆,半年就赚了几十上百万,为后来专注皮卡积累了第一桶金,堪称奇迹。
魏建军曾为了推广WEY品牌(坦克前身所属的高端品牌),用自己的姓氏“魏”来命名,并表示“用自己的姓氏来做品牌,基本上是把自己给断了退路,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这种破釜沉舟的创业决心,也延续到了坦克品牌的打造上。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曾直言,长城并不害怕销量下滑,甚至表示“哪怕跌出前十,我们也不怕”,这种在销量和排名压力巨大的汽车市场中略显“佛系”和“自信”的表态,与其推出坦克这样个性鲜明产品的决心相呼应。
魏建军曾在2020年公司成立30周年时,发布了一则“灵魂拷问”式的微电影《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吗?》,引发行业震动,这种公开表达危机感和进行自我反思的方式非常独特。
魏建军在一次访谈中透露,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公司,甚至开玩笑说“小部分时间才属于家庭”,展现了其工作狂的一面。
长城汽车曾因在出口澳大利亚的汽车零部件中被检测出含有石棉(一种致癌物质)而进行了大规模召回,给其早期国际化蒙上阴影,此事也上了“耻辱柱”。
早期为了解决发动机供应问题,长城汽车一度自己投入研发和生产发动机,这在当时的民营车企中是非常大胆和冒险的举动。
长城汽车曾有一个阶段非常强调“狼兔精神”,要求员工既要有狼的凶悍,也要有兔子的警觉和快速反应。这种略显“奇葩”的口号是其高压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
魏建军在公司内部拥有绝对权威,被员工形容为“教父”式的人物,其个人意志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日常运作。
1993年,长城在没有生产许可的情况下开始制造轿车,车型外观类似当时的日产公爵和丰田皇冠,但为了规避政策,这些车不得不使用货车或客车的编号。
长城汽车要求员工在厂区内行走时需排成单列,甚至去食堂吃饭也要列队行进,这种极度强调纪律性的场景在其他企业中难以想象。
为了快速打开皮卡市场,长城汽车早期采用了“低价换量”的策略,生产的皮卡价格极具竞争力,甚至不到主流合资品牌的一半,迅速占领了市场。
创始人魏建军年轻时酷爱汽车,曾开着拉达轿车在保定机场表演漂移特技,震惊全市,人送外号“保定车神”,与日后汽车大亨的身份形成奇特对比。
长城汽车在向轿车领域拓展时,曾推出过一款名为“精灵”的小车,因外观酷似菲亚特熊猫被告上法庭,虽然国内官司胜诉,但在欧洲却一度被禁售,堪称一次失败的尝试。
魏建军的父亲是一名军人,这对他的行事风格和企业管理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长城的“军事化”色彩被认为部分来源于此。
魏建军曾表示,为了研发一款新MPV(魏牌高山),公司购买了五辆丰田埃尔法进行对标研究和拆解,这种“不惜血本”的研发投入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1990年,年仅26岁的魏建军在叔叔去世后,主动请缨承包了当时负债累累、濒临倒闭的集体企业长城工业公司,颇有“愣头青”的闯劲。
长城汽车早期生产的某些车型因外观与当时流行的日本车型(如丰田、日产)高度相似而引发争议,被指为“模仿”或“山寨”,但公司依靠这些产品在市场站稳了脚跟。
魏建军以其“抠门”和极度节俭著称,例如抽平价香烟、批评经销商宴请浪费食物、甚至常年住在办公室相连的房间里,与百亿身家形成反差。
在缺乏汽车工程经验的情况下,魏建军带领早期员工通过拆解、研究市面上的现有车型来学习汽车制造技术,可以说是“现学现卖”完成了最初的技术积累。
创业初期,魏建军在没有轿车生产资质的情况下,通过购买底盘、使用家族关联企业生产的部件“攒”出了第一批轿车,并迅速盈利,但很快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被迫停产。
公司内部设有“耻辱柱”或“前车之鉴”碑,将历史上重大的决策失误或产品质量问题刻在上面,以此警示员工,这种“自揭家丑”的文化在企业中非常罕见。
长城汽车实行军事化管理,新员工入职必须参加为期数周甚至数月的军训,合格后才能上岗,甚至员工晋升也需要接受军训。
沙龙汽车的“机甲龙”与长城汽车旗下另一品牌“坦克”系列在硬朗风格上有所呼应,但沙龙的“科幻机甲”与坦克的“越野硬汉”之间的用户画像差异巨大,被调侃为“亲兄弟,画风差太远”。
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新能源市场,沙龙汽车选择了一条极为险峻的“高端小众”之路,其勇气可嘉,但过程中的波折和“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结局令人唏嘘。
限量版车型承诺了诸多尊享权益,但在品牌后续发展不明朗的情况下,这些“期货式”的承诺一度让早期车主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般刺激。
机甲龙曾宣称采用“0焦虑”补能方案,并提及氢能源的未来,但对于一款高价纯电车,这种“跨界”畅想让一些消费者感到困惑,不知品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尽管沙龙汽车强调其“用户共创”理念,但其首款产品的高昂定价和极度个性化的设计,使得所谓的“共创”更像是品牌单方面输出,用户选择接受或放弃的“少数派游戏”。
沙龙品牌诞生于长城汽车冲击高端市场、多品牌战略“百花齐放”的时期,但其后续的“寂静”与战略调整,也反映了传统车企在高端新能源转型中的巨大投入与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故事。
曾有传闻沙龙将采用华为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这一度被视为其核心卖点之一,但在华为与其他车企合作模式不断演变的背景下,沙龙的“华为故事”也充满了变数和未知,吊足了市场胃口。
沙龙汽车的营销一度非常依赖其CEO文飞的个人IP和大胆言论,这种“网红CEO”模式在初期吸引了关注,但也让品牌的发展与个人形象高度捆绑,风险不小。
机甲龙的外形设计被一些网友戏称为“行走的盔甲”或“赛博坦克”,这种过于硬朗和个性的风格,虽然赚足了眼球,但也劝退了不少追求主流审美的消费者。
品牌发布会上,CEO文飞激情描绘蓝图,号称要“改写豪华定义”,然而沙龙后续的市场声量和实际行动,让这些豪言壮语听起来更像是一场“画饼大会”。
“机甲龙”搭载了四颗激光雷达,在当时属于顶格配置,但对于一款连路都很少能见到的车,如此“豪华”的配置被一些人吐槽为“杀鸡用牛刀,屠龙宝刀没处鞘”。
自称“不造品牌,直接打造品类之王”,沙龙汽车CEO文飞的这句豪言壮语,在品牌声量迅速沉寂后,显得尤为大胆和不可思议。
首款车“机甲龙”号称限量101台在3个多小时内被抢光,但后续市场声量和实际交付情况扑朔迷离,被质疑是否为“自导自演”的营销大戏。
定位“机甲风”,目标用户直指男性,沙龙汽车的设计理念和市场定位都极为小众和先锋,甚至有些“奇葩”,仿佛在对市场说“懂我的自然懂,不懂的请走开”。
高调发布后一度陷入“失联”状态,长达数月未有重要动态,沙龙汽车的“神隐”引发市场诸多猜测,甚至被调侃为“出道即巅峰,后续靠缘分”。
长城汽车董事长曾放话“长城不造40万以上车”,结果沙龙品牌首款车“机甲龙”定价近50万,让人惊呼“魏总的嘴,骗人的鬼”。
品牌英文名“Saloon”意为轿车或轿厢,在西方文化中也有“酒吧”的含义,用这样一个名字命名一个充满未来感的“机甲”品牌,本身就带有一种奇特的混搭感。
曾被长城汽车寄予厚望,定位为集团内“最酷的公司”,但沙龙汽车的实际市场表现和其“酷炫”定位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堪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典型。
沙龙汽车在宣传中号称拥有“全球最大算力”,但对于一个新品牌而言,这种“全球之最”的宣传显得过于夸张,甚至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莽撞。
从最初高喊独立运营,到后来被传并入长城主流新能源体系,沙龙汽车的“创业故事”更像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内部孵化实验”,结局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尽管欧拉黑猫、白猫等车型一度热销,但据品牌CEO透露,每卖出一辆黑猫亏损就超过人民币1万元,导致这两款广受欢迎的小型电动车在原材料涨价后被迫停止接单,堪称夸张的“赔本赚吆喝”。
欧拉旗下车型普遍采用“猫”系列命名(如好猫、黑猫、白猫、芭蕾猫、朋克猫、闪电猫),据称其灵感来源于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如此接地气的命名方式在汽车界颇为奇特。
欧拉品牌以“更爱女人”为口号,但在宣布将独立的欧拉APP功能迁移到长城汽车总APP后,因新APP界面设计被女性用户痛批“巨丑”且操作复杂,引发用户强烈不满,认为其“并不懂女人”,与其宣传形成荒谬对比。
欧拉推出的朋克猫和芭蕾猫车型,因其外观设计与大众经典甲壳虫车型高度相似,宣称是“致敬经典”,却引来大众汽车集团考虑采取法律措施的警告,这种“致敬”方式实在大胆又不可思议。
欧拉好猫在欧洲市场最初以“Funky Cat”(意为时髦的猫/古灵精怪的猫)的名称推出,但这个名字在部分市场被认为过于“古怪”或“不严肃”,最终长城汽车在欧洲将车型更名为ORA 03,这种因名字“太野”而改名的情况颇为有趣。
欧拉好猫在宣传中称使用高通八核芯片,但实际交付给车主的车辆搭载的是较旧的英特尔四核芯片,引发大规模用户维权,被戏称为“芯片门”事件,令人匪夷所思。
欧拉朋克猫在其针对女性的设计中,配置了所谓的“公主魔镜”,即化妆镜配备环形LED补光灯,方便女性用户随时补妆,这种将专业美妆工具直接搬到车内的做法,可以说是非常夸张和细致了。
在“芯片门”事件中,欧拉官方在回应时承认,宣传中所提到的高通八核芯片,原计划是在“未来的车型上搭载的”,并非当时销售的车型,这种将未来技术当作现有配置宣传的坦诚(或者说失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针对“芯片门”的补偿,欧拉最初提出给车主1万元的充电权益,但多数车主不接受这种“代金券”式的补偿,在舆论压力下,欧拉最终将补偿方案改为1万元现金,这种因用户强烈反对而被迫改变补偿方式的曲折过程,堪称奇事。
在一次车展的营销活动中,为了吸引眼球,欧拉展台邀请了男模进行展示,并出现了一些互动环节被描述为让参观者“摸男模胸部”,这种略显出格和奇葩的营销方式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欧拉芭蕾猫特别设置了“暖男模式”,据称是专为女性生理期设计,能实现方向盘加热、座椅加热以及“防止着凉”的空调模式等功能,虽然意在体贴,但这种过于具体和“关心”到生理期的功能设置,在网络上引发了是否过于刻板印象或“用力过猛”的奇葩讨论。
欧拉朋克猫在宣传其酷似甲壳虫的复古设计时,将其设计理念形容为“一部时光穿梭机——致敬一个时代,惊艳一个时代”,如此宏大和夸张的宣传语用于一款汽车的外形设计,令人印象深刻。
尽管欧拉在中国市场极力打造“猫系”车型的品牌宇宙,但在进军欧洲等国际市场时,却不得不放弃“黑猫”、“白猫”、“好猫(Funky Cat)”等充满个性的中文或英文意译名称,改为采用更传统和通用的数字序号(如ORA 03),这种本土化策略下发生的命名逻辑“急转弯”颇为戏剧化。
据报道,欧拉品牌负责人曾非常坚持旗下所有车型均以“猫”来命名,从黑猫、白猫、好猫到后来的闪电猫、芭蕾猫等,有评论认为后期一些命名显得有些“硬蹭”猫的热点,这种对特定主题的执着超乎寻常。
欧拉品牌的LOGO设计为一个感叹号“!”,据官方解释,这个符号除了代表惊喜,也寓意着向伟大的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Leonhard Euler)致敬和问好,用标点符号向历史名人“打招呼”的想法颇为新奇。
坦克品牌的用户群体被称为“坦克手”,官方也积极组织各种车主活动,打造“坦客联盟”社群文化,这种将车主身份角色化、社群化的运营方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普通买卖关系的“战友情”,在汽车品牌中较为独特。
坦克品牌选择“坦克”作为品牌名称,虽然直观体现了产品的硬派越野特性,但在全球推广时,这个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词汇对于一个民用汽车品牌来说,颇为大胆和出位,甚至可能在某些市场引发意想不到的联想或解读。
坦克500在挂入D挡时,车内会发出一种被部分车主形容为“太空枪”、“激光枪”的独特音效,这种略显“中二”的科幻感音效在一款硬派越野车上显得非常出其不意。
坦克300最初上市时,因订单远超预期,工厂产能严重不足,长城汽车被迫数次宣布暂停接单,这种“卖断货到不敢接单”的景象在汽车行业实属罕见,甚至引发了黄牛加价数万元倒卖订单的疯狂现象。
坦克品牌在宣布暂停接收坦克300订单后,为了缓解产能压力,官方宣布对生产线进行“停线提产/升级”,新增机器人等,这种“暂停是为了更好地前进”的说法,在极度饥饿营销的市场背景下,显得既无奈又充满戏剧性。
坦克300的“坦克转弯”功能,虽然是提升越野便利性的技术,但其原地或小半径转弯的“魔性”演示效果,让不少网友联想到真坦克的原地转向,戏称“买车送坦克驾驶体验”。
一款名为“坦克300游侠版”的官方改装车型,与越野改装品牌运良联合打造,限量发售300台,在社交媒体上开启预售后,据称仅3分钟就被抢购一空,这种改装车型的秒杀速度堪比潮流限定品。
坦克品牌原是长城旗下高端品牌WEY系列的一个车型,因坦克300的空前成功和独特市场定位,长城汽车迅速决策将其独立为一个全新的品牌运营,这种“车型火了直接独立成品牌”的操作,在汽车行业内也是一个大胆且快速的决策。
坦克300在澳大利亚市场广受欢迎,当地消费者和媒体对于柴油版车型的呼声极高,据称澳大利亚市场的强烈需求反向推动了长城汽车为坦克300开发并加推柴油版本的决策,显示了区域市场对大厂产品策略的罕见影响力。
坦克300配备了“透明底盘”功能,通过摄像头和屏幕显示车头下方的路况,给驾驶员一种“引擎舱隐形”的科幻感,对于越野新手来说,这项技术在通过复杂路面时如同开了“透视挂”,非常神奇。
因坦克300太过火爆,二手车价格一度超过新车指导价,出现了“理财产品”的奇观,部分早期车主卖车时不仅没亏,反而赚了一笔,这在燃油车市场,尤其对一个新品牌而言,堪称不可思议。
有媒体报道,坦克300由于初期“一车难求”,部分经销商或黄牛手中的现车或订单甚至出现了加价7万元人民币的情况,这种加价幅度对于一款二十万级别的国产SUV来说,显得极为夸张。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亲自驾驶一台红色坦克500,该车随后被网友和内部员工昵称为“一定红”,寄托了品牌和车型大卖的期望,颇具中国特色彩头文化。
在坦克500的发布会上,有嘉宾花了大量时间讨论“诗和远方”,将一款硬派越野车的发布会赋予了浓厚的人文情怀,这种营销方式在以参数和性能为主导的越野车发布中显得有些“不走寻常路”。
坦克品牌曾在用户APP中发布公告,坦诚承认由于海外芯片供应影响,坦克300的生产节奏和交付会受影响,这种将供应链问题直接对用户公开的做法,在汽车行业相对少见,算是一种“耿直”的危机沟通。
坦克300的某些早期车型,车内公放音乐或使用蓝牙电话时,车外也能听到清晰的声音,被车主戏称为“全村通报”功能,虽然可能是个别车辆的隔音或设计问题,但这种描述颇具喜感。
坦克300在设计时,其复古的圆形大灯和方正的造型,被一些网友戏称为“致敬”了多款经典越野车,甚至引发了关于其“借鉴”程度的热烈讨论,这种“撞脸”多个硬汉的形象,本身就充满了话题性。
坦克300的火爆,一度催生了“订单转让”市场,不少下订单的准车主,在等待提车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订单号加价卖给更心急的买家,俨然将购车指标变成了一种短期“投资品”。
全新哈弗H6在南非刚上市时,有媒体测评指出,车辆的运动模式(且是默认开启,驾驶舱内却没有明显切换按钮)油门调校极其灵敏,导致在市区正常起步时非常容易造成轮胎打滑或车辆前窜,需要驾驶员“非凡的”右脚控制技巧,给初驾者带来一种哭笑不得的“惊吓”。
哈弗“狗”系列中的“酷狗”(Cool Dog)在概念车阶段,方向盘中央配备了一块触摸屏,这种在方向盘上放屏幕的“奇葩设计”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被认为非常大胆和不寻常。
南非一位汽车博主在拍摄他的哈弗Jolion时,一匹白马走过来亲昵地将嘴巴放在了引擎盖上,仿佛在“赐福”这辆车。这一幕被戏称为“蓝牙传输马力”,极具戏剧性和不可思议。
哈弗H6 GT的旧款车型曾有一个“赛道模式”,启动后车内声浪模拟系统会发出非常激进、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但实际上车辆的加速性能并无显著提升,这种“只吼不跑”的夸张设定让不少车评人觉得既有趣又有点滑稽。
长城汽车(哈弗母公司)被指在车型命名上热衷于网络征集,导致旗下品牌出现一系列如“大狗”、“初恋”、“神兽”等画风清奇的车型名称,这种让网友“脑洞大开”参与命名的创业思路,本身就挺有话题性和奇葩色彩。
哈弗推出的另一款SUV命名为“神兽”(英文名Shenshou,意为Mythical Beast或Monster),延续了其在车型命名上的“不走寻常路”风格,再次引发市场对于其“动物园”系列命名策略的热议,觉得哈弗在“比谁更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汽车评论指出,2018年左右哈弗在南非市场的广告被认为“与其汽车产品本身不符”,甚至被评价为“廉价和劣质感”,这种反差本身构成了一种黑色幽默式的“奇葩营销”。
在哈弗“大狗”车型刚推出,征集颜色名称时,网友们也是极尽搞怪之能事,除了官方后来选用的犬类品种命名外,初期还出现了诸如“战斧黑”、“暴风黄”、“不怒自威绿”等非常放飞自我的颜色名候选,整个过程充满娱乐性。
有海外车评人在测试哈弗Jolion时发现,想要调节空调系统,有时需要先按下空调开关(关闭再打开)才能进入控制菜单,这种“为了调空调得先关空调”的交互逻辑被认为非常“傻瓜”和不便,算是一种奇葩的软件设计。
哈弗曾推出一款名为“赤兔”(Chitu)的车型,赤兔是中国历史上吕布的著名坐骑,以神骏闻名。用“赤兔”来命名一款城市SUV,这种文化元素的挪用和反差感,也让一些消费者觉得颇为有趣和“脑洞大开”。
哈弗品牌(长城汽车)的创始人魏建军以其“军旅硬汉”风格管理企业著称,其半军事化管理模式在汽车行业中独树一帜,例如有传闻称早期公司内部对员工着装、行为举止都有严格规定,这种严苛到有些“奇葩”的企业文化与后来哈弗品牌营销上的“放飞自我”形成有趣对比。
哈弗H9作为一款硬派越野车,在一次官方组织的沙漠挑战活动中,有媒体以“在沙漠里‘撒野’,看哈弗H9如何‘碾压’一切”等夸张标题进行报道,虽然是宣传手段,但也体现了品牌力图塑造的“无所不能”的硬核形象,有时显得用力过猛。
哈弗在一些车型的早期宣传中,为了突出“物超所值”,会把车辆配置描述得天花乱坠,甚至一些在当时合资品牌中都少见的“高科技”配置也悉数“配齐”,有用户调侃称“感觉买的不是车,是移动的数码产品展览馆”,略带夸张和凡尔赛。
哈弗不仅有“大狗”,还有一款车取名为“初恋”(英文名Jolion),用初恋来命名一款车,让人感叹哈弗在营销上确实敢想敢做,引发了关于“开哈弗初恋还能找到对象吗”等有趣讨论。
哈弗效仿“全民造车”,搞起了“全民造名”,旗舰SUV“大狗”之名就来源于网友投票,后续配置命名“马犬版”、“边牧版”、“拉布拉多版”、“哈士奇版”等更是将“狗”系列进行到底,让不少人觉得“土到极致便是潮”。
宇通 
宇通的创始人汤玉祥最早是修拖拉机的,后来才开始进入客车行业。
宇通曾经为了打开古巴市场,派技术人员在当地顶着高温酷暑住了大半年,手把手教当地人修车。
宇通早期为了推广自己的客车,销售人员曾背着干粮,坐着绿皮火车,跑遍全国各地找客户。
宇通的智能网联公交车,曾经在郑州的开放道路上进行过长时间的试运营,市民可以免费体验。
宇通的焊接车间,因为对工艺要求极高,培养出了一批“焊王”,他们的技术水平在业内都赫赫有名。
宇通曾经尝试进入美国市场,但因为法规和市场差异,过程非常艰难,堪称一部“血泪史”。
宇通的房车业务,虽然不是主业,但也生产过一些极尽奢华的定制房车,内部配置堪比五星级酒店。
宇通客车在一些国家的偏远地区,由于其耐用性和适应性,被当地居民视为“生命线”。
宇通曾为了快速提升技术水平,不惜重金从德国MAN公司引进技术和生产线。
宇通的海外服务人员,为了保障车辆运行,经常需要在条件艰苦的地区工作,甚至有过在战乱地区维修车辆的经历。
宇通的员工餐厅据称非常好,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进宇通不是为了造车,是为了干饭”。
宇通在发展初期,曾面临资金极度短缺的困境,靠着员工集资和政府支持才渡过难关。
宇通的董事长汤玉祥非常低调,很少在媒体上露面,甚至有员工开玩笑说“只闻其名,不见其人”。
宇通生产的校车,为了极致安全,甚至做过和悍马对撞的试验。
宇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了超过1000辆客车作为赛事服务车辆。
宇通曾经参与过“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运输任务,其特种车辆负责将火箭从厂房转运到发射塔架。
宇通为了适应中东地区的高温和沙尘环境,专门研发了“沙漠空调”和特殊的密封技术。
宇通在非洲市场的占有率极高,以至于当地人开玩笑说“非洲有两种客车,一种是宇通,一种是其他”。
宇通的客车曾经被当作国礼送给多个国家,包括古巴、委内瑞拉等。
宇通的“小宇”自动驾驶巴士,其可爱的造型和先进的技术,曾在多个城市的科技展上成为焦点,引来无数人围观。
长安 
阿维塔的品牌名称“Avatr”源于英文“Avatar”,意为“化身”,他们致力于让汽车成为用户在数字世界中的“另一个自己”,并将“情感智能”作为核心理念,这种高度哲学化和情感化的品牌定位在汽车界显得颇为特立独行和理想主义。
阿维塔曾发起名为“E.I. 小开发者”的品牌活动,邀请少年儿童畅想和描绘他们心目中未来汽车的“情感智能”交互方式。让一群孩子们为高科技智能汽车的“情感”功能出谋划策,这种充满童趣的创意征集方式,在严肃的汽车科技领域显得既新奇又有些“异想天开”。
由于华为在阿维塔的技术层面,特别是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方面参与极深,外界常戏称阿维塔是“华为的亲儿子”或“华为的样板车”,有时甚至盖过了长安汽车作为主要发起方的声量,这种独特的合作关系让阿维塔的身份带有一些“甜蜜的烦恼”。
阿维塔品牌由长安汽车、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合打造,这种“国家队”车企、科技巨头和电池龙头的“跨界联姻”模式本身就极具看点。在合作初期,关于三方如何在股权、技术主导权、品牌话语权等方面进行平衡与博弈的讨论,一直是业内津津乐道的“幕后故事”。
阿维塔致力于将车内空间打造成超越传统交通工具属性的“智能生活空间”或“情感交互座舱”,为此车内配备了环抱式中控台、多块高清屏幕以及复杂的智能交互系统。有用户体验后戏称,坐进阿维塔的车里,不像是在开车,更像是进入了一个“未来科技体验馆”,科技氛围感直接拉满。
阿维塔的英文名“Avatr”,虽然官方释义为“化身”,但在品牌推广初期,不少消费者和网友会将其与著名科幻电影《阿凡达》(Avatar)的英文名混淆,甚至在发音上产生一些有趣的误读,这给品牌的初期认知和传播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和“话题点”。
为了向市场充分展示其车辆在各种极端条件下的可靠性和适应性,阿维塔会将其测试车辆运至极寒、极热、高海拔等严苛自然环境中进行“魔鬼式”的公开测试和宣传。对于一个新兴品牌,这种近乎“自虐”式的极限挑战和高调展示,被视为一种建立用户信任的“极端”手段。
自2022年首款车型阿维塔11上市以来,阿维塔接连快速推出了阿维塔12和阿维塔07等后续车型,几乎保持着一年一款甚至更快的产品更新迭代速度。这种“下饺子”般密集的产品投放节奏,在让市场惊叹其研发效率和“钞能力”的同时,也让一些人调侃其产品规划是否过于“心急”。
阿维塔的第三款车型在正式发布前,其内部代号或早期曝光名称曾一度被称为阿维塔15,但最终官方定名为阿维塔07。这种在产品临近发布时更改命名序列的操作,让不少持续关注的媒体和潜在用户感到些许“意外”和“措手不及”,也引发了市场对其命名体系背后逻辑的种种猜测。
阿维塔将其目标用户群体精准地描绘为“悦己者”,即注重自我愉悦、个性表达和生活品质的消费者。汽车品牌如此深入地剖析和定义目标人群的“内心戏”与生活态度,甚至为他们打上“悦己”的标签,显得比传统的人口统计学定位更加“感性”和“大胆”。
阿维塔搭载的华为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ADS)在宣传中展现出强大的“领航”能力,号称“遥遥领先”。然而,在实际用户体验中,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路况和交通参与者行为,这套系统有时会表现出过于“谨慎”或出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智能”判断,用户仿佛在与一位“天赋异禀但经验尚浅”的新手司机共同探索智能出行的边界。
阿维塔的CEO谭本宏,其职业生涯从中国传统汽车巨头长安汽车的高管,转变为执掌融合了前沿科技公司基因的创新品牌阿维塔的领导者。这种从传统汽车人到新势力“掌门人”的身份转变和心路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戏剧性”的个人创业与转型故事。
阿维塔在与用户沟通中,不仅强调“用户共创”,甚至将用户定义为品牌的“合伙人”。这种试图与用户建立超深度绑定关系的理念,虽然体现了对用户价值的重视,但也让一些人觉得这种“伙伴关系”的提法对于一个汽车消费品来说,显得有些“过于理想化”和“营销意味浓厚”。
阿维塔品牌诞生不久就宣布了进军国际市场的计划,并将欧洲等汽车工业发达地区列为首批目标市场。对于一个非常年轻的中国新能源品牌而言,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急于在全球舞台上一展拳脚的雄心,显得颇为“大胆”和“激进”。
阿维塔的智能电动汽车平台被直接命名为“CHN”,分别代表长安汽车(C)、华为(H)和宁德时代(N)。这种将三大合作方名称首字母直接作为平台代号的命名方式,既直白地展现了其强大的技术背景和合作方实力,也显得有些“简单粗暴”,生怕外界不知道其“显赫家世”。
在阿维塔重要车型的发布会上,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三位业界巨头罕见地同台为品牌站台。这种“三巨头”齐聚的景象,被媒体和网友戏称为“史上最强背景板”或“天团级阵容”,凸显了阿维塔“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特殊背景和三方合作的紧密与高规格。
阿维塔12车型极其大胆地取消了传统的后挡风玻璃设计,完全依赖摄像头和流媒体后视镜提供后方视野。这种在量产车中极为罕见、甚至有些“反传统”的颠覆性设计,立刻引发了业界和消费者关于美学、实用性与安全性的广泛热议,被一些人称为“行走的艺术品”,也被一些人质疑其实用性。
阿维塔CEO谭本宏曾多次公开表示对品牌销量和盈利的雄心壮志,例如提出要在短期内实现盈利,销量目标剑指高端市场头部。对于一个初创品牌,这种“豪言壮语”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被认为极具挑战性,甚至带有几分“夸张”的色彩。
阿维塔11推出了一款与纪梵希创意总监Matthew M. Williams联名的限量版车型,售价高达60万元人民币。对于一个新兴汽车品牌,如此大胆地与国际顶级时尚设计师跨界合作,并定下如此高价,被视为一种极具勇气甚至有些“奢侈”的营销尝试。
阿维塔车型号称搭载了包括3颗激光雷达在内的数十个感知硬件和高算力计算平台,几乎将车辆武装到了牙齿。有评论开玩笑说,购买阿维塔不像是在买一辆交通工具,更像是在购买一个“行走的超级计算机”或“移动的科技实验室”,只是它恰好能开而已。
长安汽车的工程师为了解决某个技术难题,曾经连续加班数周,吃住都在实验室,最终成功攻克难关。
传闻长安汽车在一次内部创新比赛中,有员工提出了“飞行汽车”的设想,虽然当时未能实现,但展现了员工的想象力。
长安汽车的某个车型在设计时,设计师为了追求完美,对一个门把手的造型修改了上百次。
长安汽车曾经在80年代生产过微型面包车,因为太受欢迎,甚至出现了“批条子”才能买到的情况,一张批条能炒到上万元。
据说长安汽车在某次海外车展上,因为展台设计太过“中国风”,吸引了大量外国友人围观,纷纷表示想了解中国文化。
长安汽车曾经为了测试汽车的耐用性,将一辆车持续不断地行驶了几十万公里,直到车子自然“寿终正寝”。
传说长安汽车的某位高管在创业初期,因为缺乏资金,曾将自己的婚房作为抵押贷款,展现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据称长安汽车的某个供应商为了达到长安的质量要求,不惜成本改造了整个生产线。
长安汽车在智能化转型初期,曾有高管亲自带队学习编程,以便更好地理解技术。
据说长安汽车的某款发动机在研发过程中,经历了上千次的台架试验和数百万公里的道路试验。
长安汽车曾组织员工进行“忆苦思甜”活动,让年轻一代了解公司艰苦创业的历程。
有长安老员工回忆,早期工厂条件艰苦,夏天没有空调,冬天没有暖气,但大家依然干劲十足。
长安汽车在某次新车发布会上,因为现场太过火爆,导致原定的场地无法容纳所有观众,临时更换了更大的场地。
长安汽车曾投入巨资建立碰撞安全实验室,据说其标准甚至高于国家标准。
传闻长安汽车在进行无人驾驶技术测试时,测试车辆曾在复杂的山区道路上成功完成了数千公里的自动驾驶。
长安汽车的员工餐厅因为菜品丰富、味道好,曾被称为“别人家的食堂”,甚至有周边公司员工前来“蹭饭”。
长安汽车在海外建厂时,曾克服了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诸多困难,成功将中国制造带向世界。
据说长安汽车的某位退休老领导,至今仍然每天关注着长安的发展,并时常提出自己的建议。
长安汽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家工业企业,历史比汽车还悠久。
长安汽车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公司历史上生产的各种经典车型,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深蓝汽车在2023年进行了高层人事调整,CEO邓承浩的职位变动引发外界对其战略稳定性的猜测,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品牌而言,核心管理层的变动总是能带来许多“故事”。
长安深蓝SL03上市时提供了纯电、增程、氢燃料电池三个版本,其中氢燃料电池版的推出更多被视为技术展示和战略卡位,而非大规模量产销售,这种“不计成本”的布局显得颇为超前。
长安汽车曾明确表示,深蓝品牌将承担起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领域向上突破的重任,试图与比亚迪、特斯拉等头部品牌竞争,这种“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巨大压力,使得深蓝的每一步都备受关注。
深蓝G318作为一款硬派越野SUV,其命名方式直接来源于著名的川藏线国道G318,这种直接借用公路IP的做法,虽然能快速吸引目标用户,但也因过于直白而显得有些“简单粗暴”。
深蓝汽车在技术宣传上曾强调其“原力超集电驱”,试图通过一个听起来非常“硬核”和“科幻”的名字来吸引眼球,但普通消费者很难直观理解其具体技术优势。
为了快速提升品牌知名度,深蓝汽车在营销上投入巨大,包括赞助热门综艺、与流量明星合作等,这种“烧钱换声量”的做法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虽然常见,但对其盈利能力的考验也不小。
深蓝汽车在追求智能化体验的同时,也因部分车型的OTA升级策略和频率问题受到用户反馈,例如某些期待的功能推送缓慢,或升级后出现新的小问题,这种“智能的烦恼”颇具代表性。
深蓝汽车在进军海外市场时,选择了泰国作为首站,并计划在当地建厂,对于一个相对年轻的中国品牌而言,如此迅速地布局海外生产基地,显示了其不一般的国际化雄心。
深蓝汽车在部分车型的宣传中,过度强调某些“首创”或“领先”技术,但后续被指出这些技术在行业内并非独家或已普遍应用,引发了对其宣传真实性的讨论。
深蓝品牌独立运营后,长安汽车对其的资源倾斜和期望值非常高,甚至有内部声音称其为“长安的最后一块‘试验田’”,承载着传统车企向新能源转型的巨大压力和野心。
深蓝汽车曾提出“每年至少推出2款新产品”的快速迭代计划,对于一个新兴品牌,这种追求速度的策略,在保证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方面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邓承浩作为深蓝汽车的CEO,在多个场合为深蓝品牌站台,并放出豪言,如“深蓝是20万级纯电轿车的天花板”,这种自信满满的表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显得尤为大胆和引人注目。
深蓝SL03在宣传其智能座舱时,强调搭载高通8155芯片,并努力营造科技感,但有用户反馈其车机系统在某些功能的流畅度和人性化设计上仍有提升空间,与宣传的“极致智能”有一定落差。
深蓝汽车作为长安新能源的“尖子生”,被寄予厚望独立发展并寻求上市,但其车型在早期与长安旗下其他新能源车型存在一定的定位重叠和“内耗”嫌疑。
深蓝S7上市时,官方曾大力宣传其“前排双零重力按摩座椅”,并号称“移动的大沙发”,但这种极致追求舒适性的配置,在一些强调驾驶和运动性的用户看来,多少有些“不务正业”。
深蓝汽车在品牌发布会上强调自己是“数字电池的开创者”,试图用一个全新且略显科幻的概念来定义其电池技术,这种“生造概念”的营销方式在当时引发了一些讨论和不解。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曾表示,长安深蓝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用户的“续航焦虑、补能焦虑、安全焦虑”,但讽刺的是,深蓝早期车型也曾因续航达成率等问题受到部分用户质疑。
深蓝汽车成立仅一年多,就宣称要在2024年挑战全球销量目标150万辆,对于一个年轻品牌而言,这个目标被外界普遍视为“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
深蓝汽车在渠道建设上一方面依托长安原有网络,另一方面又在积极铺设独立的直营店和体验中心,这种混合模式在提升效率和品牌形象之间如何平衡,是其面临的一个有趣挑战。
深蓝汽车最初的品牌名并非“深蓝”,而是“长安启源”,后因战略调整,启源独立成为品牌,原有序列车型归入新的深蓝品牌,这种“套娃”式的品牌诞生路径在业界较为少见。
启源计划到2025年,面向全球推出10款全新数智进化新汽车,加上深蓝和阿维塔,长安体系内将共计推出20余款新产品,如此密集和大规模的产品投放计划,对于整个集团的执行力和市场消化能力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考验。
长安启源的SDA智能数字化平台宣称要打造“六层智慧架构”,构建“全环境感知能力、全域服务化能力与多维自进化能力”,这些技术术语和宏大架构的描述,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可能显得过于“高深”和“夸张”。
启源品牌发布时,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提出“新能源汽车只是序章,数字汽车才是真正的未来”,并将启源定位为“数智进化新汽车”,这种将自身品牌拔高到引领“数字汽车未来”的定位,显得雄心勃勃,颇有些“豪言壮语”的意味。
启源A07在宣传其设计时,强调其“优雅车身外观,开启直达内心的美学新境”,这种文学化、情感化的描述对于一款汽车产品而言,显得比较“诗意”和“感性”,不同于常规的参数化描述。
品牌在发布后仅7个月销量便突破10万台,官方称之为跑出了“启源速度”,并宣称成为行业内最快突破10万销量的品牌,这种速度和自我标榜在竞争激烈的新能源市场中显得颇为“引人注目”和“大胆”。
Q07车型为前排乘客配备了所谓的“零重力”座椅,不仅支持8点按摩、通风加热,还能实现150度的大角度躺倒,虽然是豪华配置,但冠以“零重力”之名,显得有些“夸张”。
旗下车型Q07的日间行车灯被命名为“数字翼2.0”,这种充满未来科技感的命名方式,对于车灯来说略显“夸张”。
因其独特甚至有些古怪的“变形”设计,启源E07被一些汽车评论拿来与设计同样极具争议性的特斯拉Cybertruck甚至庞蒂亚克Aztek相提并论,颇具“奇葩”意味。
宣称将打造“硬件可插拔、场景可编排、生态可随需、系统自进化”的“新汽车”,这种高度智能化、可定制化的汽车愿景,听起来非常超前,甚至有点“不可思议”。
Q07等车型的大灯据称可以投射出150英寸的超大影像,把汽车大灯变成一个巨型投影仪,这种想法相当“奇葩”和出人意料。
品牌LOGO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二进制代码0和1,象征“数智跃迁”,并融入了东方哲学中的“方”与“圆”,赋予汽车标志非常深奥和“奇特”的哲学含义。
品牌设定了宏伟目标:到2030年,长安启源的销量将达到150万辆。对于一个新兴品牌而言,这是一个相当“夸张”的销量预期。
旗下E07车型号称是全球首款量产的“可变新汽车”,可以从SUV形态“变形”为皮卡形态,设计颇为大胆和超前,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长安启源E07因其独特的SUV与皮卡转换功能,被媒体形容为“世界首款量产变形车”,这种称号本身就充满了“夸张”的色彩。
有汽车评测指出,凯程CX70车内仪表盘上出现过英文单词拼写错误的情况。
凯程CX70的日间行车灯(DRLs)曾被一位评测者形容看起来像是圣诞节用的装饰灯串。
凯程CX70曾被媒体指出,其中央空调出风口与音响面板集成在一起,虽然右侧固定良好,但左侧却不够稳固,甚至可以看到下方的卡扣。
凯程尊行(Kaicene Zunxing)客货车的外观设计被广泛认为与丰田海狮(Toyota HiAce)的经典H200系列非常相似,这也是一些中国品牌商用车型中较为常见的“借鉴”现象。
长安凯程宣布其为新能源商用车开发的K01架构将对行业开放共享,这种将整个车辆平台技术对外开放的策略在竞争激烈的汽车行业中相对少见。
有评测认为凯程CX70的尾部设计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看起来像是为了赶设计截止日期而临时拼凑出来的。
凯程F70皮卡作为中欧合作研发的全球车型,曾被宣传为“一车三标”,即同一款车型会在全球不同市场挂长安、标致等不同品牌标志销售。
另有评测提到凯程CX70的变速箱在高速公路上加速时反应迟钝,深踩油门后大约要等待三秒车辆才有反应,像是“睡着了”一样。
凯程CX70的自动变速箱曾被批评似乎“有自己的想法”,时常在不合时宜的时候提供过多或过少的动力,甚至会在转弯中途升档。
一篇对凯程CX70的评测中,其动力总成(发动机、变速箱、悬挂)被形容为像是“弗兰肯斯坦式”的拼凑组合,各部分之间缺乏契合度。
据报道,凯程CX70车型缺少车载油耗显示功能,驾驶者如果想知道确切油耗,需要自己手动计算。
在菲律宾市场,长安汽车的商用车业务在2020年进行品牌重塑,统一使用“凯程(Kaicene)”品牌,其寓意“凯歌之程,前程似锦”,但初期车辆仍保留长安的“红弓”标志。
江淮 
江淮汽车早年为了宣传其发动机技术,曾高调举办过“江淮瑞风柴油发动机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试图通过极限挑战来证明其产品性能,这种营销方式在当时颇为吸引眼球。
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的合资项目几经波折,最初为新能源品牌“思皓”代工,后来大众增持并主导,品牌也发生变化,整个合作过程充满了变数和戏剧性,被外界视为传统车企与国际巨头合作的复杂缩影。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国有车企,江淮汽车出人意料地成为了造车新势力蔚来汽车的代工厂,负责生产蔚来ES8、ES6等高端智能电动汽车,这种“老牌国企给新锐科创公司打工”的模式在当时非常独特。
江淮早期的主力MPV车型瑞风(Refine),其外观与韩国现代的Starex(H-1)车型高度相似,引发了关于其设计来源的广泛讨论,被认为是早期中国车企借鉴成熟车型的典型案例之一。
江淮汽车的前身是1964年成立的合肥江淮汽车制造厂,最初长期专注于生产载货汽车底盘和客车专用底盘,直到2000年代才正式获得轿车生产资质,堪称“商用车元老的新长征”。
1990年,江淮汽车生产出中国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客车专用底盘,这一度让江淮在客车底盘市场占据领先地位,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许多知名客车品牌都依赖江淮的底盘。
前董事长左延安曾为江淮制定了非常宏伟的目标,例如“到‘十二五’末,轻卡要做到世界前三”,这种豪言壮语在当时被认为颇具挑战性和夸张色彩。
在获得轿车生产资质初期,江淮推出的首批轿车产品市场反响平平,甚至一度因质量问题和缺乏竞争力而受到市场冷遇,与其在商用车领域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
江淮汽车曾一度是全国最大的客车底盘生产商,连续多年保持销量第一,许多客车厂的客车都用着“江淮心”,这在当时几乎是一种“隐形垄断”。
为了进入乘用车市场,江淮汽车在没有轿车生产许可的情况下,曾以“MPV”(多用途汽车)的名义先生产生意类似轿车的产品,打了个政策的擦边球。
上世纪90年代初,江淮汽车抓住市场机遇,率先引进国外技术(五十铃技术)生产轻型卡车,其HFC1061轻卡因造型新颖、质量尚可,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一代“致富神车”。
江淮汽车的国际化道路上,曾在玻利维亚等南美市场取得过令人意外的销售佳绩,其部分经济型SUV和皮卡一度成为当地的畅销车型,展现了其在特定海外市场的独特竞争力。
江淮汽车在新能源领域起步非常早,2002年就开始涉足新能源汽车研发,是中国最早进行新能源汽车研发和产业化探索的企业之一,但其早期的新能源产品多为油改电,市场表现和技术独特性并不突出,与其“起大早”的身份不太相符。
江淮汽车曾尝试推出多款造型设计较为“独特”甚至“奇葩”的车型,例如早期的宾悦轿车,其外观设计在当时引发了不少争议和讨论,被认为过于模仿且不协调。
2019年,江淮汽车因部分车型车上诊断系统(OBD系统)功能性检测不合格,以及SCR系统不规范等问题,被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处以约1.7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创下了当时国内车企因排放问题被罚金额的最高纪录之一,颇为窘迫。
江淮汽车在发展过程中,旗下品牌和产品线众多,从微型车到重型卡车,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均有涉足,但很多子品牌和车型并未形成持续的市场影响力,产品战略一度显得较为分散和“广撒网”。
左延安执掌江淮时期,以其强势和独特的管理风格著称,曾推行过严格的质量管理和成本控制措施,使得一度濒临困境的江淮汽车得以复苏,其个人也被称为江淮的“铁腕教父”。
江淮汽车曾将其一款名为“同悦”的轿车,以“穿上马甲”的方式授权给越南的汽车厂组装生产并换标销售,这种技术输出和合作模式在当时中国品牌中并不多见。
在与大众汽车深化合作,成立大众安徽后,江淮汽车一度面临着原有自主品牌乘用车业务发展方向不明的尴尬局面,部分车型停产或更新缓慢,其自主乘用车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早期生产的某款皮卡JAC 4R3,外观与福特F-150惊人相似,甚至格栅上的徽标形状也与福特的蓝色椭圆颇为神似,被广泛讥讽为“山寨F-150”。
思皓品牌虽然有大众的“血统”传闻和江淮的生产支持,但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中国车市,未能复制一些新势力品牌的“爆红”奇迹,其销量表现一直不温不火,这种“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境遇,也算是一种“可叹”的故事。
有观点认为,江淮将众多车型归于思皓旗下,或许是为了集中资源打造一个统一的乘用车品牌形象,摆脱以往江淮品牌商用车イメージ较强以及乘用车产品线分散的局面,这种“赌注式”的品牌整合,其决心和风险都堪称“极端”。
大众最初在与江淮的合作中推出SOL品牌,主打廉价电动车。但项目进展缓慢,大众似乎很快“失去耐心”,转而让江淮“接盘”并演化为思皓,大众则聚焦于MEB等更主流的电动平台。SOL品牌的“速生速死”令人唏嘘。
思皓品牌在部分车型宣传中,强调其智能网联配置,例如搭载与特定科技公司合作的车机系统。然而,在实际体验和功能丰富度上,与其他主流自主品牌相比,并未形成显著的“不可思议”的领先优势,反而显得中规中矩。
江淮汽车在推出其嘉悦系列车型时,曾大力宣传引入德国VDA质量管理体系,并称与江淮大众产品共线生产,部分车型拥有“德系品质”。这些车型后续不少换上了思皓的车标,试图延续“德系光环”。
一款江淮旗下的燃油SUV车型——江淮X8,在成都车展亮相时,出人意料地挂上了原本定位为纯电动品牌的思皓车标,与其“新能源专属平台”的初始定位显得格格不入,引发市场对其品牌战略的广泛猜测。
大众汽车在增资江淮大众并将其更名为大众汽车(安徽)后,思皓品牌 фактически 从合资品牌“回归”江淮汽车独立运营,其命运转折之快,颇具戏剧性。
思皓E10X微型电动车推出时,使用了诸如“花仙子”这样的特别版命名,试图吸引年轻女性用户,这种营销方式在传统车企中相对少见,显得较为“出格”。
曾有江淮汽车的内部人士透露,关于江淮乘用车换标思皓的规划等具体调整信息,在初期处于“保密阶段”,这种操作让外界对思皓的未来走向更加好奇和猜测。
思皓品牌成立后,将江淮汽车旗下瑞风S系列、嘉悦系列车型纷纷换标纳入麾下,被外界戏称为“江淮换标牌”或“套娃”战略,其产品线的快速“扩充”方式十分独特。
有汽车评论指出,思皓旗下一些车型的命名方式,如思皓A5、思皓X7、思皓X8等,显得较为“敷衍”,似乎缺乏足够的品牌故事和独特性来支撑。
思皓品牌在诞生之初被寄予厚望,有大众的技术背书和江淮的制造基础。然而市场表现平平,后续江淮汽车又推出全新品牌“钇为”主攻新能源,思皓的地位逐渐边缘化,甚至被媒体称为“弃子”,其高开低走的命运令人意外。
思皓X8 PLUS车型曾以“男神座驾”作为宣传点之一,这种标签化的营销在汽车界虽然存在,但对于一款家用SUV而言,是否能精准触达目标群体并被接受,也算是一种“大胆”尝试。
从合资到自主,从纯电到燃油与纯电并行,再到产品线大规模“整合”江淮老车型,思皓品牌的身份和定位在短时间内多次转变,这种“变形记”在汽车品牌中实属罕见。
思皓E50A车型实际上是江淮iC5的换标车型,而E40X则可看作是江淮嘉悦X4的纯电动版本。这种“新瓶装旧酒”的程度,在追求技术创新的新能源市场中显得尤为“直接”。
尽管思皓品牌全面接管了江淮乘用车产品,并试图以全新面貌冲击市场,但其车型在设计、技术上与原有江淮车型差异不大,被指“换汤不换药”,难以摆脱江淮的影子,这种“独立”显得不够彻底。
思皓品牌诞生于大众与江淮的“蜜月期”,大众最初的设想是利用江淮的生产能力和对本土市场的理解,结合大众的技术推出廉价电动车。但最终结果是大众战略调整,思皓“回归”江淮,合作成果未达预期,过程颇为曲折。
在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成立后,其核心任务转向了基于大众MEB平台的车型生产,思皓品牌在大众的未来规划中几乎不再被提及,这种被“遗忘”的速度也算是一种独特的“故事”。
早期SOL品牌发布时,其首款车型E20X(思皓E20X的前身)造型设计被指与江淮iEV7S高度相似,仅在细节和车标上有所区别,这种“拿来主义”在合资品牌中不多见,也为后来的品牌混乱埋下伏笔。
思皓品牌最初由江淮汽车与大众汽车合资成立,名为“SOL”(首款车型SOL E20X),意图打造经济型电动车。后来大众主导权增加,江淮汽车却反手将思皓(Sehol)用于自家燃油车和电动车,甚至包括江淮的既有车型换标,品牌定位一度“漂移”。
尊界S800的设计师在描述车门把手的设计时,称其蕴含“手握星海,心系世间的情怀”,甚至说“这个小小的门把手里也隐含着小宇宙”,赋予一个汽车零件以如此宏大和玄学的意义,显得非常夸张和不可思议。
尊界S800在一次技术发布会上,展示了与迈巴赫S680在极寒环境下的对比测试视频。事后,一位自称迈巴赫车主的人士称其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用于“暴力测试”并受损,引发轩然大波和“碰瓷营销”的质疑,场面一度非常奇葩。
据称尊界S800刚发布时,其两天的预订量就号称超过了劳斯莱斯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一整年的销量,这种对比被一些媒体和博主直接拿来宣传,显得颇为夸张。
力帆 
力帆创始人尹明善47岁才辞去出版社编辑的“铁饭碗”下海创业,靠贩卖图书赚到第一桶金,54岁才转行进入摩托车制造业,65岁决定造汽车。
尹明善在创办摩托车事业初期,曾给自己的公司取名“轰达”(Hongda),与本田(Honda)仅一字之差,后被本田起诉并败诉,被迫改名力帆。
尹明善曾说,当年决定放弃图书出版生意转投摩托车发动机研发时,周围人都觉得他疯了,因为当时他在出版业已经是重庆最大的民营书商。
在力帆摩托车辉煌时期,尹明善被称为“摩托大王”,其产品曾大量出口,一度占据越南摩托车市场很高的份额。
力帆汽车的车型命名曾引发笑谈,如“力帆320”酷似宝马MINI,甚至有车主自行换标。
力帆进入汽车行业时,尹明善曾表示:“我们不懂汽车,但我们懂市场,懂怎么把东西卖出去。”这种言论在当时被认为非常大胆和“外行”。
尹明善在年过八旬后,选择住进养老院,他认为养老院能提供更专业的医疗护理,不想给子女添麻烦,尽管他拥有亿万身家。
力帆曾宣称投入巨资研发“空中巴士”,一种类似巴铁的立体快巴概念,但最终不了了之,被质疑为炒作。
尹明善曾表示,力帆摩托车发动机的研发,很多时候是靠着“偷师学艺”,研究别人的产品再加以改造。
力帆汽车曾因“骗补”新能源汽车补贴被财政部通报,涉及车辆113辆,金额114万元。
尹明善曾放言要在自己80岁(2018年)之前,将力帆集团打造成世界500强企业,然而最终未能实现。
力帆集团在陷入严重债务危机时,曾出现“自己告自己”的奇葩操作,旗下子公司起诉母公司力帆股份,试图通过司法重整来自救。
尹明善的儿子尹喜地,是国内知名的豪车收藏家,曾拥有布加迪威龙等顶级跑车,与其父造平民车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
力帆汽车曾尝试在埃塞俄比亚建厂,尹明善甚至亲自前往视察,但该项目后续波折不断,未达预期。
力帆曾宣称其摩托车发动机某一技术参数“领先日本十年”,引发业内争议和嘲笑。
力帆汽车的第一款车型力帆520,其外形被广泛指责模仿雪铁龙爱丽舍和宝马3系(E46)的尾灯。
2000年,尹明善在公司上市和收购足球队之间,选择了后者,斥资5580万元买下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只因自己是个球迷。
为了激励力帆足球队保级,尹明善曾开出“赢球奖一辆汽车”的悬赏,这在当时中国足坛颇为罕见。
尹明善早年因言论被打成“反革命”,在劳改营中度过了20年,期间自学英语,为日后出口业务打下基础。
力帆汽车在濒临破产重整时,吉利汽车介入,这种“死而复生”的经历在中国汽车品牌中也属罕见。
小鹏 
一位汽车博主因眼睛小,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时,多次被小鹏汽车的驾驶员监测系统误判为“开车睡觉”,导致其智驾分被扣。
小鹏汽车的名字“小鹏”曾被不少人认为“太土”,何小鹏回应称很多好名字都被注册了,且用创始人名字命名在国内外都很常见。
何小鹏在接受采访时自曝,自己曾经想挖马斯克来小鹏汽车上班,但当时公司还太小,觉得不太可能成功,后来就没有再尝试。
在蔚来创始人李斌购买了一辆小鹏X9后,何小鹏亲自将车交付给了李斌,两位竞争对手的创始掌门人因此有了一次有趣的互动。
小鹏汽车“土气”的名字曾引发大量网友在论坛、社交媒体上“劝退”,甚至有专门的帖子讨论小鹏汽车应不应该改名,认为名字影响了品牌形象。
何小鹏在UCWeb成功被阿里收购后,感觉自己陷入了“中年危机”,渴望寻找一条“更艰难的赛道”来挑战自己,这是他投身造车行业的重要动因之一。
小鹏P5曾推出一项奇特功能:可选配车载投影仪,将前排座椅放倒后,可在车内实现“影院模式”,把后窗的遮阳帘当作投影幕布。
小鹏汽车的名字除了是创始人何小鹏的姓氏,“鹏”字也指中国神话中一种巨大的鸟,能从渺小(小)化为巨大(大鹏),象征公司远大的志向和发展潜力。
何小鹏笃信飞行汽车是未来城市交通的一部分,大力投入小鹏汇天飞行汽车的研发,并计划量产,目标是解决城市拥堵,而不只是富人的玩具。
一位媒体记者在社交媒体抱怨在小鹏汽车发布会提问被赶出会场,随后小鹏汽车的公关总监据称也在朋友圈发文“回怼”,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公关风波。
何小鹏被员工评价为典型的“技术宅”,喜欢埋首于技术研发,对于抛头露面和市场营销等事务,早期并不像其他新势力创始人那样热衷。
何小鹏对于其投资的机器人公司“小鹏鹏行”的机器人有极致设想,希望未来机器人能拥有皮肤,有温感,能感知痛感,并预估这需要20年和约500亿人民币的投入。
由于互联网背景与汽车行业背景员工的文化冲突,小鹏汽车早期内部流程曾出现一名员工要借用一台笔记本电脑,竟需要层层上报,直到副总裁级别才得到解决的奇葩情况。
因股价波动,网上曾有段子调侃何小鹏“气晕在厕所哭”,何小鹏知道后觉得很好笑,回应称当时自己在从北京回广州的飞机上。
何小鹏在担任小鹏汽车CEO的早期,被内部人士评价为奉行“无为而治”,很少参与日常具体事务,甚至其决定有时能被轻易推翻,管理风格“过于民主”。
小鹏汽车在正式定名前,最早使用的公司名字是“广州橙行智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橙行汽车”,远不如“小鹏汽车”有辨识度。
何小鹏曾公开称“友商的AEB功能99%是假的”,此番言论直指行业痛点,引发了与华为余承东的激烈隔空论战,十分大胆。
何小鹏离开阿里巴巴投身小鹏汽车时,被时任阿里CEO张勇问及愿意投入多久,他回答:“我愿意All in十年”,展现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何小鹏在创办UCWeb的早期,曾经历每周都需要借钱才能维持公司运营的窘境,展现了其作为连续创业者的坚韧。
小鹏汽车早期在加州进行自动驾驶测试时,曾被媒体拍到测试车为了让激光雷达获得更好的视野而在车顶加装了一个“奇葩”的支架,造型独特引人注目。
东风 
风光汽车母公司的创始人张兴海,创业初期靠几千元借款起家,最早业务是做弹簧、减震器,甚至包括沙发弹簧。谁能想到这些不起眼的小零件,最后竟然“弹”出了一家汽车制造集团,还推出了风光系列车型,这从“沙发”到“汽车”的跨界幅度,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风光580在正式推向市场前,搞了一个“上市前再长征,风光580超级之旅”的活动,组织车队进行了行程超过一万公里的长途实测,穿越各种复杂路况。这种在产品上市前就如此“夸张”地进行极限自我检验并广而告之的营销方式,颇有几分“产品行不行,先拉出来遛遛,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的豪迈与奇特。
风光580车型刚上市时,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品牌下的全新车型,在短短3个月内就获得了超过4万辆的订单,迅速成为车市的一匹“黑马”。这种近乎“火箭般”的市场蹿升速度,对于业界和消费者来说都颇为出乎意料,堪称一次“现象级”的不可思议的快速成功。
风光品牌的母公司创始人早期曾远赴印尼市场考察,发现当地摩托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但路况不佳导致减震器需求巨大。他抓住商机,靠卖摩托车减震器和坐垫在海外赚到了“第一桶金”,甚至其生产的“渝安”牌减震器在印尼市场占有率一度奇高。用摩托车配件的海外奇遇来为后续造汽车(包括风光品牌)积累原始资本,这创业路径也是够“峰回路转”和“不可思议”的。
早年间,当风光汽车的母公司小康工业还主要生产微型货车(东风小康)时,其创始人张兴海曾放言“要把微车造成‘甲壳虫’那样经典”,希望赋予工具车文化和时尚属性。虽然微车最终没有都变成甲壳虫,但这种敢于给廉价实用车型赋予文化梦想的“豪言壮语”,在当时听起来还是挺有“异想天开”的色彩。
东风风光曾在海外市场(如印尼)取得不错的销售成绩,甚至出现过当地消费者排队购买的景象。一个来自中国的相对年轻的汽车品牌,能在海外市场引发抢购,这本身就是一件挺让国内消费者觉得“扬眉吐气”又带点“难以置信”的趣事。
风光品牌在推出其首款SUV风光580时,大胆喊出了“超级自动挡SUV”的口号,并提供了7年/15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在当时自主品牌普遍还在努力建立市场信任的阶段,这种在宣传和售后承诺上的“夸张”手笔,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也算是一种“奇招制胜”。
东风风光的母公司叫小康工业,创始人张兴海给公司起名“小康”,初衷非常朴素,就是希望员工和股东都能过上小康生活。结果这家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的公司,不仅在传统燃油车市场凭借风光等品牌站稳脚跟,还大举进军新能源汽车,当初的“小康”目标对比现在的产业布局,显得颇有几分“扮猪吃老虎”的幽默感。
纳米的市场团队为了推广新车,曾计划组织一场“纳米寻宝”活动,将车钥匙藏在城市各个角落让市民寻找,后因安全考虑取消,但创意十足。
纳米品牌发布会上,CEO为了强调车辆的坚固性,笑称曾考虑让一头大象踩在车顶进行测试,但因找不到愿意配合的大象而作罢。
纳米的一位高管在团建时,为了激励士气,承诺如果新车型销量达到目标,他就cosplay成公司卡通吉祥物“纳米仔”在闹市区跳舞。
有媒体爆料,纳米汽车的设计师团队曾集体去寺庙“开光”,祈求新车设计能够“一炮而红”,充满了东方神秘主义色彩。
为了选定纳米01的最佳车身颜色,据说调色师打翻了几十种颜料桶,最后从混乱中意外发现了一种“惊为天人”的颜色,并最终被采纳。
纳米汽车在进行极寒测试时,有工程师突发奇想,用车载电池煮火锅,并成功享用了一顿“极地盛宴”。
传说纳米的创始人早期为了获得投资,曾在投资人面前表演徒手劈砖,以示创业决心和“硬核”实力。
纳米汽车的某款概念车发布前夜,设计师发现模型比例失调,连夜用3D打印机重新制作关键部件,通宵达旦如同“再造了一辆车”。
纳米在进行用户调研时,曾收到一份建议,希望汽车能增加“一键变形”功能,变成一个小型咖啡摊,满足车主随时随地做生意的需求。
纳米01上市前,有员工打赌如果首月订单突破某个“不可能”的数字,他就剃光头庆祝,结果真的达成了。
据说纳米的工程师在测试车辆涉水性能时,不小心将测试车开进了一个养鱼塘,意外发现车辆的气密性极佳,“像潜水艇一样”。
纳米汽车的首次用户试驾活动中,一位用户过于兴奋,误将雨刮器当成了换挡杆,上演了一场“手忙脚乱”的试驾秀。
东风纳米据称在内部成立了“奇思妙想部”,专门收集员工提出的各种天马行空的产品点子,据说有员工建议飞行汽车座椅可以自动弹射。
为了宣传纳米01的超长续航,市场部曾策划让一辆车从中国最北端开到最南端,中途不充电,仅靠“精神力量”支撑,当然这只是个玩笑。
纳米汽车有一次参加车展,由于展台搭建商的失误,导致展车差点被吊到半空中进行“空中飞车”表演。
纳米的命名来源据说颇具戏剧性,是在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大家肚子饿了点了外卖,看到外卖单上的“纳米鸡块”突发灵感。
传闻纳米汽车的吉祥物“纳米仔”的设计灵感来源于CEO孩子的一幅涂鸦,充满了童趣和偶然性。
纳米汽车在进行内部代码审查时,发现一段用于测试的代码注释写着“如果这段代码能跑起来,我就去买彩票”,结果代码完美运行,那位工程师真的去买了彩票。
纳米汽车的某个早期设计方案因为太过科幻,被高层戏称为“可以直接开进漫威电影里的道具车”。
据传纳米在研发阶段,工程师为了测试车内语音助手的智能程度,连续讲了十分钟的单口相声,结果语音助手“笑”到系统崩溃。
据说猛士的早期设计灵感竟然部分来源于科幻电影中的未来战车造型,设计师们为此看了大量的科幻片。
有车主分享,开猛士去参加朋友婚礼当婚车,结果因为气场太强,风头甚至盖过了新郎的跑车,被戏称“抢戏专业户”。
有人曾目击猛士的测试车队在市区道路行驶,因为车队过于庞大和“威猛”,一度引起路人围观,以为是某个大人物出行或者在拍电影。
猛士品牌发布会上,为了展示车辆的坚固,曾考虑过用非常规的“暴力测试”,比如让大象踩踏,但最终因安全和动物保护问题放弃。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说开猛士去加油站,加油员会下意识地问:“加98号还是航空煤油?” 以此调侃其“猛”的程度。
某次越野活动中,一辆猛士不慎陷入一个很深的泥潭,救援车辆都束手无策,最后是另一辆猛士硬生生给“拔”了出来,尽显“兄弟情深”。
猛士的车身颜色命名也曾引发讨论,例如“丛林迷雾”、“沙漠风暴”等,有网友开玩笑说,买车的时候得先查查军事术语,不然都不知道颜色怎么形容。
有网友P图将猛士917的车顶加上了导弹发射器,评论区纷纷表示“毫无违和感”,“这才是猛士的完全体”。
早期猛士在进行寒区测试时,因为车辆过于庞大,测试基地的小食堂差点因为工程师们食量大增而“破产”,后来不得不紧急加购食材。
据说在猛士的工厂里,有一个特殊的“噪音测试”环节,放的不是普通的测试音,而是各种“猛兽”的咆哮声,以求车辆的隔音效果能“隔绝猛兽”。
猛士的设计师在分享设计理念时,曾开玩笑说,他们的目标是让这辆车在任何科幻电影里出现都不会显得突兀,甚至能成为主角座驾。
猛士917刚推出时,因为其独特的外形和庞大的车身,被一些游戏玩家戏称,如果这车加入到《GTA》里,那一定是“五星好市民”的标配座驾。
某次车展上,猛士展台因为过于“硬汉”风格,一位小朋友路过时,指着展车问妈妈:“妈妈,这是不是擎天柱的亲戚?” 引得众人大笑。
有位猛士车主为了证明车辆的涉水性能,直接开着车去“钓鱼”,把车停在浅水区,人坐在后备箱里悠哉地甩杆,被网友戏称为“最硬核钓鱼佬”。
网络上有段子说,猛士的车主聚会,停车场看上去就像是某个秘密军事基地的装备展示,气场过于强大,让其他品牌车主“瑟瑟发抖”。
猛士科技的CEO曹东杰在一次采访中透露,他曾亲自带队进行高原测试,因为缺氧反应,闹出过把油门当刹车的笑话(当然是在安全环境下)。
据说在猛士917的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为了测试车辆的极限越野能力,曾在一个泥坑里反复折腾了好几天,出来的时候人车都成了“泥猴”。
猛士M-Terrain概念车发布时,其极具未来感和攻击性的外观,让一些网友开玩笑说“这车可以直接开去拍《变形金刚》了,都不用改”。
有传言称,某位猛士的高管在一次沙漠穿越中,因为太专注于体验车辆性能,不小心把团队的厨师给落下了,最后只能集体吃压缩饼干。
传说猛士的设计师团队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体重不过一定标准的“猛男/猛女”,没有资格参与核心外观设计,因为“不够猛,设计不出猛车”。(纯属调侃)
岚图汽车在品牌正式发布后,以“不可思议”的“岚图速度”,在短短三年之内便完成了SUV、MPV、轿车三大战略车型的完整产品矩阵布局,对于一个全新的高端品牌而言,这种研发和上市节奏堪称“夸张”。
岚图汽车的研发团队为实现技术突破,据称内部用“100001次”来形容其历经无数次尝试和失败最终成功的艰辛过程,这种近乎偏执的韧性堪称“夸张”。
作为东风公司倾力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岚图汽车的诞生地并非全新建造的现代化豪华厂房,而是由东风汽车一个闲置的传统燃油车工厂改造升级而来,堪称“不可思议的旧瓶装新酒”。
岚图汽车曾将一群真实的普通车主用户的群像照片,高调地投放到了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幅广告屏上,这种让“素人”用户在世界十字路口C位出道的做法,在车企中实属罕见且“夸张”的大手笔。
2021年,岚图在发布其首款MPV岚图梦想家时,曾宣称其四驱版0-100km/h加速时间仅需5.8秒 (部分报道为5.9秒),并打出了“全球加速最快的MPV”的旗号,对于一款主打舒适和商务的MPV而言,这种对极致速度的追求显得有些“奇葩”和大胆。
在智能驾驶技术宣传日益激进的行业氛围下,岚图汽车CEO卢放曾公开直言,对于部分企业夸大宣传智能驾驶能力、甚至误导用户的行为“有时候是比较愤怒的”,并强调车企应如实告知,这种“反潮流”的清醒言论在当时颇为“不可思议”。
岚图汽车对其产品的座舱环境要求近乎“夸张”,宣称其新车内饰能做到“新车暴晒8小时无异味”,并且全车座椅材质均采用“婴儿级亲肤材质”,致力于打造极致健康的驾乘空间。
岚图汽车在开启其全球化战略时,选择的首个海外市场是挪威——一个电动汽车渗透率极高、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成熟发达国家市场。作为中国车企出海的“先锋”,这种“一步到位”直面最强对手的决策,堪称“夸张”的自信和勇气。
岚图品牌于2020年年中在武汉正式发布,彼时武汉正经历新冠疫情后的严峻考验与复苏阶段。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困难时期和特殊背景下,毅然开启一个全新高端汽车品牌的创业之路,其决心和勇气本身就是一段充满挑战的“奇葩”励志故事。
岚图汽车曾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漆髹饰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合作,耗时超过120天,共同打造了一款名为岚图FREE“大漆版”的艺术展车,将中国千年古老的“大漆”工艺与现代新能源汽车设计深度融合,这种跨界探索堪称一次“不可思议的文化实验”。
东风汽车公司历史性的第6000万辆下线车型,最终选定为成立时间并不长的子品牌——岚图汽车的全新岚图梦想家。对于一个尚属年轻的新能源品牌而言,能够承载母公司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重大里程碑时刻,这份“殊荣”和其背后寄予的厚望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岚图汽车在发展初期,获得了多家银行高达150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战略授信。对于一个初创不久的新能源汽车品牌,能够得到如此“夸张”数额的资金支持,充分显示了资本市场对其背后东风实力的认可和对品牌前景的“不可思议”的豪赌。
岚图FREE车型在研发阶段进行了超过300万公里的耐久性测试,这个数字相当于绕地球赤道75圈,这种为了保证产品可靠性而进行的“不可思议”的超长距离严苛测试,体现了其对品质的极致追求。
岚图汽车的CEO卢放曾在采访中提到,岚图选择用户作为“指挥棒”,深入洞察并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基于超过1000项用户建议对岚图FREE进行全方位优化升级。这种将用户意见的权重放到如此“夸张”地位的开发模式,在传统车企中并不多见。
岚图梦想家MPV车型在设计时,除了关注豪华与舒适,还特别强调了“堡垒级”的安全标准,车身采用了超高强度的钢材,据称其A柱能承受近90吨的顶压,这种在MPV上追求“不可思议”的极致车身刚性,旨在提供固若金汤的移动安全空间。
“没屁股”不行! 富康最早以两厢车形态进入中国,但当时国人普遍认为轿车必须有“屁股”(后备箱)才算真正的车,为迎合这种独特的“官车情结”和审美,神龙汽车专门为中国市场开发了三厢版的富康988。
“小秘车”的意外绰号:由于富康两厢车时尚,早期吸引了不少年轻女性白领购买,在那个私家车罕见的年代,这成了一道风景线,但也因此被一些人戏谑地称为“小秘车”,颇有些奇葩色彩。
中国“第一撞”的主角:中国首次公开的汽车碰撞试验,是在清华大学进行的,而担当此重任,被撞向墙壁的“明星”正是一辆富康轿车。这一撞不仅轰动全国,也开启了中国汽车安全测试的序幕,堪称不可思议的“首秀”。
武汉洪水中的“第一漂”:在武汉遭遇特大洪水时,不少车辆趴窝,但皮实耐用的富康轿车却展现出惊人的涉水能力,在积水中穿梭自如,因此获得了“华夏第一漂”的美誉,其可靠性堪称夸张。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德国亲戚”:富康的原型车雪铁龙ZX,在富康成为中国一代经典车型多年后,依然能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街头见到其身影。中国游客在异国他乡偶遇这位“老朋友”,会倍感亲切和不可思议。
从不毛之地到“中国车谷”:第一辆富康下线的武汉沌口,在当年还是一片荒凉之地。谁也想不到,因为富康的落地生根,这里日后会发展成为中国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中国车谷”,堪称夸张的蝶变。
“富康”品牌的新能源重生:在燃油版富康停产多年后,“东风富康”这个名字又在新时代被重新启用,成为了一个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品牌。一个曾经代表着一代人燃油车记忆的经典品牌,如今摇身一变主攻电动,这种转变本身就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时代色彩。
为中国市场“定制”豪华版:雪铁龙ZX在欧洲是一款经济型轿车,但为了适应中国市场对“高级感”的追求,神龙汽车曾推出过一些配置更高、内饰更豪华的富康版本,例如“988 VIP”加长版,这种为特定市场“拔高”产品的做法也很有趣。
后轮随动转向的“黑科技”:富康配备的后轮随动转向技术,在当年绝对算是一项“黑科技”,能提升操控性和弯道稳定性。很多车主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车上有这个高级玩意儿,这本身就是一件趣事。
被误认成桑塔纳新车的尴尬:1995年神龙富康在上海做新车展示时,有市民上前围观,竟指着富康说:“桑塔纳又出新车了!” 这让主办方哭笑不得,也反映了当时桑塔纳在中国市场的“霸主”地位有多么不可思议。
“板儿砖”也能修好的亲民神车:由于富康保有量巨大,结构相对简单,很多路边小修理厂的师傅,哪怕技术和工具简陋,也能轻松搞定富康的各种小毛病,甚至被夸张地说“给块板砖就能修好”,足见其维修的便捷和亲民。
百万公里无大修的出租神话:在众多出租车司机口中,富康以其惊人的耐用性著称,流传着不少出租车跑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里无大修的“都市传说”,这种近乎荒谬的可靠性让其封神。
“老三样”里的技术派:在桑塔纳、捷达、富康这“老三样”中,富康其实是技术最新、最有操控乐趣的一款,但销量却常年屈居两者之后。这种“技术叫好不叫座”的现象,在当年也是一种奇葩的市场错位。
成也出租,败也出租? 为了迅速打开市场,大量富康被用作了出租车。但这却带来一个奇葩的副作用:一些家庭用户反而不愿意购买富康了,因为不想自己的私家车看起来像“满街跑的出租车”,影响了其在家用市场的形象。
太先进也烦恼? 富康的原型车雪铁龙ZX在欧洲技术领先,但引入中国后,其过于时尚的两厢设计和技术特性,在当时反而不如技术相对老旧但造型更“传统”的桑塔纳和捷达受欢迎,有点“叫好不叫座”的奇葩意味。
为中国家庭“启蒙”轿车文化:作为国家“三大三小两微”汽车工业布局中的重要一员,富康肩负着向中国老百姓普及家庭轿车概念的使命。可以说,它是很多中国人“第一辆家轿”的启蒙者,这个历史角色很奇特。
“一款车打天下”的传奇:从1992年到2000年近十年间,神龙汽车在市场上几乎就靠富康这一款车型打天下,并取得了不错的销量。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这种“单骑救主”式的依赖,本身就是一段夸张的传奇。
深藏不露的“拉力赛健将”:看似普通的家用富康车,其实在赛车场上也是一把好手。著名车手曾驾驶富康赛车在国内拉力赛事中屡获佳绩,其运动潜能远超普通人想象,绝对是“扮猪吃老虎”的典范。
承载“富裕小康”梦的国民车:富康的名字——“富裕”和“小康”,直接寄托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一辆经济型轿车承载如此宏大的国民梦想,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挑战国人审美的“两厢赌局”:在三厢轿车是绝对主流、深入人心的中国市场,率先引入两厢造型的富康无疑是一场“豪赌”,直接挑战了国人“轿子文化”的传统审美,认为车“没屁股”不成体统,颇为荒谬。
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连工人的基本生活用品都难以保障。建设者们发扬“干打垒”精神(一种简易的夯土筑墙方法),自己动手盖房子,甚至用马粪和泥巴糊墙,这种原始的建造方式与现代化汽车工厂形成巨大反差。
东风汽车的名字来源于毛泽东主席的诗词“东风压倒西风”,寓意深刻。但在企业发展初期,曾有人开玩笑说,在大山沟里搞建设,没被“西风”压倒,反而差点被“西北风”给喝饱了,以此调侃当时的艰苦和物资短缺。
在那个娱乐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二汽的建设者们自己组织文艺宣传队,编排节目,在工地上、车间旁演出,用歌声和舞蹈鼓舞士气。想象一下,在一片尘土飞扬的工地上,一群造汽车的工人突然载歌载舞,这种场景颇具革命浪漫主义的夸张色彩。
早期的东风卡车因为皮实耐用,在民间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但也因此产生了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超载传说”。据说有些司机把东风车当成了“万能车”,拉的货物重量远超设计极限,车子被压得几乎趴在地上,却依然能顽强行驶,创造了不少“公路奇观”。
二汽建设初期,由于厂区高度保密,对外联络和物资采购都充满神秘色彩。一些供应商甚至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产品最终会用在哪里,只知道是为一个代号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单位服务,这种“只闻其名,不见其厂”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了解决建厂初期的吃饭问题,二汽曾办起了规模庞大的农场和养殖场,职工们不仅要造汽车,还要下地种田、上山养猪,过着半工半农的生活。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厂,却要靠这种方式解决温饱,听起来十分奇特。
当时十堰交通极为不便,大型设备和物资的运输极为困难。建设者们曾靠着“人拉肩扛”的方式,将沉重的设备一步步挪进山沟里的厂房。这种纯粹依靠人力挑战极限的场景,在今天看来堪称壮举,也带有一丝悲壮的荒诞。
二汽建设初期,工程师们在缺少图纸和先进设备的条件下,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常常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土办法。据说有些关键零部件甚至是靠手工打磨、测量、反复试验“摸索”出来的,这种近乎原始的创造力令人惊叹。
当年从全国各地调集到十堰的建设者,戏称自己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由于地处偏僻,很多人一待就是一辈子,他们的子女也大多成为了“东风二代”,这种几代人扎根深山的奉献,在流动性极高的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文革时期信息混乱且十堰地处偏僻,二汽在对外签订合同时写的地址有时是“武汉二汽”。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时武汉竟然真的出现了一个“二汽厂”,稀里糊涂地接收了不少本应运往十堰的设备。
二汽总工程师陈祖涛在回忆录中提及,把如此规模的汽车厂建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深处,从零开始建设一个配套社会,成本极高。他内心深处曾不赞成这个选址,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无法明言,这种在大时代背景下个人专业判断与国家战略的碰撞,颇具历史的荒诞感。
东风汽车的“双飞燕”Logo由设计师艾德昆操刀,看似简单的两只燕子,巧妙地将“二汽”的“二”字融入其中,寓意深远。而“东风”这个响亮的名字,则是在首款EQ240军车定型后,由时任一机部部长周子健从毛主席诗词“东风压倒西风”中获得灵感而命名的。
在计划经济年代,二汽由于建设投资巨大、生产条件艰苦、军品任务优先等多种原因,一度面临严重亏损。1978年,国家核定二汽的“计划亏损”高达3200万元,使其成为当时“湖北省和一机部系统最大的亏损户”,这个名头在今天看来相当不可思议。
首任厂长饶斌在二汽建设时期,放弃了相对舒适的城市生活,与工人们同甘共苦。尽管当时他身体欠佳,血压很高,却坚持住在芦席棚,和大家一样推板车、抬石头、挑沙子,毫无领导架子,完全不像一个大厂的“一把手”。
在二汽初建的荒山野岭,生态环境“好”到有时令人心惊胆战。据老员工回忆,厂区附近常有狼群出没,甚至发生过老乡家养的猪在半夜被狼咬掉耳朵的奇闻。
建厂初期条件极其艰苦,建设者们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很多人只能住在用芦苇、竹竿搭建的简陋工棚——“芦席棚”里,夜晚照明靠的是煤油马灯,在这样的条件下点燃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星星之火。
二汽的选址地湖北十堰,在建厂前只是一个仅有百余户人家的小镇。因为二汽的建设,数万建设者涌入,硬生生在大山里崛起一座新城,被称作“先有厂,后有市”的典范,堪称平地起高楼的奇迹。
为了响应“靠山、分散、隐蔽”的战略方针,二汽的厂区被规划得如同“游击队”基地,二十多个专业厂分散在十堰周围二十多条山沟里,真正做到了“一条山沟一个厂”,外人极难窥其全貌。
在二汽(东风前身)建设初期,曾有人异想天开,规定每人要上交5个“超声波头”。工人们竟用铁管、老虎钳和刀片“造”出这东西,甚至还尝试将油和水混合,用“超声波”处理后替代燃油。
二汽建厂选址时,勘探队员曾在人迹罕至的鄂西北深山老林中跋涉数月。当地传说,为了寻找水源和隐蔽的厂址,队员们曾被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甚至开玩笑说厂址是“蚊子帮忙叮出来的”,因为只有蚊子最密集的地方才意味着水源充沛且人烟稀少。
广汽 
昊铂 Hyper SSR 车型亮相时,其极致的性能参数和高昂的预售价(128.6万元起)让不少人联想到“PPT造车”,质疑其是否真的能够量产交付,毕竟在它之前,不少宣称对标超跑的国产电动车都跳票了。
昊铂品牌诞生之初,就有声音将其与吉利的极氪、长安的阿维塔等传统车企孵化的高端新能源品牌进行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国家队下场踢世界杯”,承载了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的厚望,这种比喻本身就带有一些戏剧性和夸张色彩。
有分析认为,昊铂的英文名“Hyptec”是“Hyper”和“Technology”的结合,意图强调其极致科技的属性。这种直接通过品牌命名来彰显定位的方式,虽然简单明了,但也带有一种急于向外界展示自身标签的夸张感。
昊铂Hyper GT在宣传其风阻系数时,打出了“全球最低风阻量产车”的口号(后被其他车型超越或数据修正),这种对“第一”的极致追求,虽然体现了技术自信,但也容易陷入“参数竞赛”的怪圈,显得有些用力过猛。
为了推广昊铂品牌,广汽埃安曾在营销上投入巨大,包括在各大城市核心商圈建立昊铂体验中心,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方式在当时被认为是其冲击高端市场决心的体现,但也引来了对其盈利能力的担忧。
昊铂曾高调宣布与中国航天合作,推出联名产品或技术,这种“跨界联姻”在汽车圈并不少见,但将汽车与高精尖的航天科技强关联,本身就带有一种提升品牌格调和科技含量的夸张意味。
早期有传闻称昊铂将独立上市,成为广汽集团旗下又一个资本运作的棋子,这种“分拆上市”的猜测在资本市场和汽车圈内引起了不少讨论和遐想,为昊铂的未来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昊铂在一些宣传中强调其设计灵感来源于“未来太空”,并将车型赋予如“夜阑灰”、“星河银”等充满科幻色彩的命名,这种刻意营造的“未来感”在追求科技的同时也带有一丝不食人间烟火的夸张。
针对昊铂SSR百万级的售价,有评论认为这是广汽在新能源领域的一次“大胆的品牌向上试验”,试图打破国产车“廉价”的刻板印象,这种尝试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敢为天下先”的意味。
昊铂宣称其超跑“拒绝百公里加速低于2秒”,被一些网友戏称为“重新定义了超跑的门槛”,认为这种说法非常大胆,甚至有点“不把前辈放在眼里”的意味。
昊铂品牌为了强调其科技感和高端定位,曾热衷于宣传各种“黑科技”,例如“全球唯一双三元锂电池”,但这些技术名词在初期也让一些消费者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其真实价值。
在昊铂 Hyper GT 上市时,有媒体用“含着金钥匙出生”来形容它,意指其背靠广汽集团的强大资源和技术支持。然而,这种“出身好”也让外界对其能否真正独立闯出一片天地,而非仅仅是“富二代”的玩票,抱有一定的观望态度。
曾有媒体将昊铂的营销策略形容为“高举高打”,即通过发布性能极致、价格高昂的旗舰车型来树立品牌形象,再逐步推出更亲民的走量车型。这种策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被认为风险与机遇并存,颇有些“赌一把”的意味。
昊铂 Hyper SSR 在宣传中使用了“100%中国创造”的口号,并强调其超跑性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里程碑。这种高调的民族自豪感宣传,在一些人看来有些过于“宏大叙事”。
有评论指出,昊铂虽然是广汽集团冲击高端的力作,但在品牌故事和用户运营方面,与已经成功的“蔚小理”等新势力相比,显得有些“传统车企”的保守和“理工男”的直白,缺乏一些能引起广泛共鸣的“花边新闻”或创始人轶事。
昊铂品牌发布会上,官方宣称其Hyper SSR车型百公里加速1.9秒,直接对标甚至超越千万级超跑,引发“国产车也敢卖百万?”的热议和对其性能真实性的广泛讨论。
昊铂的前身是广汽埃安,独立运营后,昊铂被寄予厚望冲击高端市场,甚至有“蔚小理之后又一新势力”的说法,但其初期声量与“蔚小理”当年的盛况相比显得有些“雷声大雨点小”。
昊铂 Hyper GT 车型在宣传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时,曾重点强调其“无图全球通”能力,试图打破对高精地图的依赖,这一技术愿景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具挑战性和前瞻性的,甚至有些“科幻”。
面对市场上对昊铂品牌“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指声量大但实际销量未达预期)的质疑,广汽方面曾多次公开回应表示对昊铂有长远规划和耐心,这种“战略定力”的表态,在瞬息万变的新能源市场中,本身就带有一种不寻常的“淡定”和些许“硬撑”的意味。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在谈及昊铂时,曾放出豪言“昊铂SSR比很多超跑快1秒以上”,这种直接硬刚传统超跑巨头的言论在当时被认为非常大胆和夸张。
广汽的远祖“广州市公共汽车修理厂”在1954年,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全凭一双巧手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硬是手工敲打出了广州第一辆“华南牌”铁木结构巴士,堪称土法造车的奇迹。
广州标致合资项目失败后,留下的旧厂房和土地并没有完全废弃,广汽后来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和升级,用于建设自主品牌传祺的部分生产设施,颇有几分“在昔日废墟上重建帝国”的悲壮与豪情。
广汽研究院的工程师俞雁,从2009年加入广汽立志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好车,在汽车材料研发的漫漫长路上,参与了60多个车型版本的开发,从最初的“一穷二白”到能用5000多种材料设计出纯国产超跑,这种“愚公移山”般的坚持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奋斗故事。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曾表示,广汽与华为合作造车(指后来的阿维塔模式或与赛力斯类似的合作),如果不能盈利,“难道还靠资本市场输血养你啊?”这种在公开场合对合作伙伴近乎“灵魂拷问”式的实在话,对于习惯了场面话的汽车圈来说,显得异常“奇葩”和直接。
广汽集团不仅通过合资“借船出海”,在发展自主品牌的同时,还陆续收购了长丰汽车、吉奥汽车等本土车企,在错综复杂的国内汽车市场中展现出“大鱼吃小鱼”般的整合能力与生存智慧,其发展壮大之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并购与扩张。
广汽集团的其中一个重要前身“广州羊城汽车厂”,早期以生产“羊城牌”客车和货车为主,产品朴实无华。谁能想到,这个曾经的“公交专业户”血脉,日后竟会融入到一个年产销数百万辆、产品远销海外的现代化汽车集团之中,这种跨越堪称“麻雀变凤凰”。
广汽集团几乎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将广州打造成国际级“汽车之城”的重任。一座超大城市的汽车产业梦想,高度系于一家国有企业身上,这种“一肩挑两山”的使命感和压力,可谓“夸张到极致”。
广汽传祺工厂曾自豪地宣称其生产线能达到“平均每50多秒就有一台汽车下线”的惊人速度。这种将汽车制造变成“下饺子”般高效的场景,对于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工业魔法。
在90年代广州标致项目遭遇重大挫折,合作伙伴撤资后,广州汽车工业一度陷入困境,甚至面临存亡危机。广汽集团能从这样的“准休克”状态中恢复并发展壮大,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不可思议”转折的商业大片。
广汽旗下传祺品牌早年参加北美底特律车展时,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品牌之一,在国际巨头林立的场馆中显得格外“势单力薄”,却依然“初生牛犊不怕虎”地展示产品和技术,这份闯荡国际市场的勇气和决心在当时看来颇为“夸张”。
广州标致的失败曾让广汽付出惨痛代价,但也留下了一笔“最昂贵的财富”——一批深刻理解了市场、技术和产品竞争力的本土人才,他们后来成为广汽自主研发的中坚力量,颇有“不破不立,破而后立”的戏剧性。
广汽对于发展自主品牌的决心和耐心异乎寻常。早在2005年底的战略研讨会上就已定下决心,但之后经历了近5年的“卧薪尝胆”和技术积累,才在2010年让承载“广汽人自主之梦”的传祺品牌面世,这份近乎“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令人感叹。
在中国汽车产业布局早期“三大三小”的格局中,广汽的前身被划入“三小”阵营,地位相对边缘。然而,这个曾经的“小弟”硬是凭借合资、自主“两条腿”走路,一步步逆袭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巨头之一,上演了一出“小角色变大英雄”的励志大戏。
尽管通过合资企业早已是中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广汽集团却“潜伏”多年,直到2010年才正式推出自己的首个自主乘用车品牌“传祺”,可谓是“替人做了多年嫁衣裳,方才想起自家姑娘要出阁”。
广汽本田的增城工厂在世纪之初就号称是中国首家实现生产废水“零排放”、废弃物“零填埋”的汽车工厂。在当时环保意识尚不普及,制造业普遍粗放的背景下,这种超前的环保投入和目标,几乎是“天方夜谭”。
广汽集团曾一度同时与本田、丰田、三菱、菲亚特等多家国际汽车巨头建立合资公司,宛如“八爪鱼”般在各大技术流派和管理风格中周旋,这种大规模、高难度的“多线操作”能力,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堪称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广汽下决心搞自主品牌时,旗下首款轿车传祺GA5竟是基于意大利豪华运动品牌阿尔法·罗密欧166的平台技术打造。一个以合资日系经济车型见长的国企,突然“混血”欧洲豪华基因,这种技术路线选择在当时令人大跌眼镜。
广汽在2009年入股长沙中南汽车厂(长丰汽车),据坊间传闻,此举并非完全出于广汽的自愿,而是国家为了促成广汽与菲亚特的后续合作,带有一定的“行政撮合”色彩,这种“包办婚姻”式的资本运作在当时颇为不可思议。
在与标致合资的“广州标致”时期(80-90年代),由于分销网络极其不完善,一些心急的客户为了提到车,据说不得不“千里迢迢”跑到中国北方提车,然后再自己开回来,购车体验堪称一场“西天取经”。
广汽集团在香港H股上市之前,是通过收购香港上市公司骏威汽车实现的“借壳上市”。一家大型国企选择这种在当时看来颇为“取巧”和复杂的资本运作方式登陆国际资本市场,其过程和考量充满了不为外人道的“创业式”的变通和智慧。
埃安发布高端品牌昊铂的首款超跑Hyper SSR时,宣称其为“中国第一超跑”,并表示“对手都是500万以上的”,这种极度夸张的宣传语在当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一些质疑。
广汽埃安曾提出“不造20万以下汽车”的口号,但后来为应对市场竞争和销量压力,又推出了多款20万元以下的车型,这种前后策略的巨大反差被一些网友调侃为“真香定律”。
埃安Hyper GT在宣传其风阻系数低至0.19Cd时,称其为“全球量产车最低风阻”,但这一说法在发布后被指出有多款其他品牌量产车也达到了相近甚至更低的水平,引发了关于“全球最低”定义的讨论和对其宣传严谨性的质疑。
广汽埃安曾大力宣传其“海绵硅负极片电池技术”,宣称能让电池体积和重量都减少20%以上,续航达1000公里。这种技术突破的宣传十分吸引眼球,但初期也伴随着能否大规模量产和成本控制的疑问。
埃安曾因部分车型在低温环境下续航里程大幅缩减,以及充电速度未达宣传预期,遭到大量北方用户的集中吐槽,甚至有用户调侃“新能源车不过山海关”,与其宣传的高性能形成反差。
在某车展上,有网友爆料埃安展台的工作人员在介绍某款车型时,不慎将自家品牌的某个参数说错,被现场的懂车观众当场指出,场面一度有些尴尬,但也反映了车展高强度工作下可能出现的奇葩小疏漏。
埃安在进行A轮融资时,估值迅速突破千亿人民币,引发市场对其“泡沫”的讨论。有投资人表示,即使估值已经不便宜,份额依然“得靠抢”,这种资本市场的狂热追捧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埃安AION Y车型在宣传其大空间时,称可以“秒变1.8米双人大床房”,并将前排座椅放倒的照片作为宣传点,这种将家用小型SUV比作“房车”的夸张描述方式吸引了不少眼球。
埃安某款车型在宣传其“智能音乐座舱”时,有用户发现其播放的《祝你生日快乐》歌曲竟出现“跑调”现象,作为主打科技和智能的品牌,这种低级错误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和搞笑。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产品规划时,表示“没有中间战略,要么就领先,要么就死亡”,这种非黑即白的决绝表态,展现了其在激烈市场竞争下的紧迫感和夸张的决心。
埃安曾因一款车型的车机系统在特定操作下会播放“鸡你太美”的音乐片段(与某争议艺人相关),引发车主哭笑不得的反馈和网络热议,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奇葩和“接地气”的BUG或彩蛋。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曾表示,由于广汽生产的汽车质量太好,开不坏,导致用户换车周期拉长,这反而影响了他们的销量增长。这种“凡尔赛式”的抱怨颇为有趣。
小米创始人雷军在某次车展上参观埃安展台并体验第二代AION V (内部代号“霸王龙”),引发现场轰动,人群将展台围得水泄不通,有媒体形容“想挤进去比登天还难”,场面极其夸张。
埃安曾高调宣传其石墨烯基超级快充电池,声称可以实现“充电8分钟,续航1000公里”(早期宣传数据,后调整为充电8分钟续航200公里等不同版本),在当时引发市场轰动,但同时也因技术实现难度和成本问题受到广泛质疑,被认为有“画大饼”之嫌。
埃安在宣传其“弹匣电池”技术时,强调“三元锂电池整包针刺不起火”,这一说法在当时电池安全广受关注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大胆和引人注目,甚至被一些评论形容为“浮夸”。
埃安曾公开宣称要将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的格局改写为“埃小蔚”,试图将自己提升到与头部新势力平起平坐的地位,展现了其巨大的野心和挑战姿态。
埃安的“弹匣电池”在宣传针刺实验成功后,有竞争对手高管公开质疑其测试标准和条件,认为其“偷换概念”,引发了一场关于电池安全测试标准和营销边界的口水战,颇具戏剧性。
埃安在AION S车型推出后不久,迅速积累了大量网约车市场订单,一度被戏称为“网约车特供品牌”。虽然销量数字亮眼,但品牌形象的固化也让埃安在冲击高端市场时面临一些啼笑皆非的困境。
知名科技博主周鸿祎在体验埃安旗下昊铂HT鸥翼门时,尽管工作人员声称有防夹功能,他仍不慎被车门夹手并发出“啊”的大叫,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事后周鸿祎幽默回应“车是好车,手也还是好手”。
埃安曾推出一项“AION Care+真香权益”,其中包括“三年续航不低于85折”的回购承诺,这种看似非常“香”的用户权益,因其复杂的条款和实际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一些用户认为其“过于理想化”的讨论。
在广汽集团的一次董事会上,一名非执行董事对合创汽车的增资议案投了弃权票,理由是合创汽车未来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建议谨慎投资,显示出股东内部的担忧。
在引入珠江投管作为大股东后,合创汽车曾被寄予“起死回生”的厚望,并与电竞战队EDG合作营销,试图吸引年轻消费者,但收效甚微,未能扭转颓势。
合创汽车前CEO廖兵曾喊出“合创才有未来”的口号,强调合作共创的理念,但公司后续发展并未如愿,反而陷入困境,口号与现实形成讽刺对比。
合创汽车被曝出大规模裁员后,广州总部仅剩数十人维持基本运作,上海分公司更是全员裁撤且拖欠赔偿,场面凄凉。
合创汽车曾经历高层频繁变动,有前员工透露某位高管加入后,团队内容传播风格变得“颇为个人化,也略显浮夸”,许多早期员工因此离开。
合创汽车销量长期不佳,以至于在广汽集团的官方销量报告中,其销量数据被归入“其他”类别,与广汽日野(商用车)等品牌合并统计,难以体现真实市场表现。
合创Z03车型曾公布过数千的月订单量,但后续数月的实际交付量远低于此,引发市场对其订单数据真实性的质疑。
合创汽车不仅拖欠员工薪资和补偿金,还被曝出拖欠多家供应商货款,导致公司运营雪上加霜。
合创汽车的前身是广汽蔚来,被外界视为广汽与蔚来的“强强联合”,但蔚来最终选择退出,合创汽车的“蔚来”色彩逐渐褪去,合作未能长久。
合创汽车实际控制人朱一航出身地产行业(合生创展创始人朱孟依之子),试图将地产、电竞(其拥有EDG战队)等元素与汽车制造相结合,构想奇特。
合创汽车被曝要求全体员工卖车,甚至一度传出“每位员工每年需卖出一台车”,完不成任务则可能影响薪酬。
因资金问题,合创汽车未能兑现员工离职时退还股权跟投款的承诺,导致前员工在广汽中心门口拉横幅维权,要求退还“血汗钱”。
合创汽车(原广汽蔚来)曾高调宣布成为“中国首家接受比特币支付购车款的汽车企业”,引发热议后迅速删除相关信息,蔚来汽车甚至立刻澄清称蔚来品牌没有此方案。
广汽蔚来(合创曾用名)时期,公司称车辆如因宁德时代811电池起火,整车全赔;两天后就为此发布致歉声明。
尽管公司经营困难,销量低迷,但合创仍推出了搭载双高通8155芯片、24个传感器的MPV车型V09,配置颇高,与其市场处境形成巨大反差。
零跑 
零跑汽车的创始人朱江明,在创立零跑汽车之前,是安防巨头大华股份的联合创始人和CTO,可谓“技术宅”跨界造车。
朱江明曾表示,零跑汽车坚持全域自研,甚至连车载音响的功放芯片都曾考虑自研,这种极致的自研程度在汽车行业中非常罕见。
零跑汽车的营销方式曾被指过于“直男”,缺乏一些花哨的宣传,更注重产品本身的性价比。
零跑汽车在内部推行“工程师文化”,鼓励技术创新和试错,给予工程师较大的自主权。
朱江明曾透露,在零跑汽车最低谷的时候,自己甚至做好了“卖房卖地”继续投入的准备。
零跑汽车早期车型S01因为其独特的“三门”设计,在市场上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个性十足,有人则认为不实用。
零跑汽车的工厂选址在浙江金华,朱江明表示选择家乡是为了更好地将制造业的基因融入到企业文化中。
零跑汽车在2023年与Stellantis集团达成合作,后者成为其股东,这被认为是“非主流”造车新势力逆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零跑汽车曾因其“价格屠夫”的形象引发争议,其车型定价往往低于同级别竞争对手,被认为是行业中的“搅局者”。
在零跑汽车创立初期,朱江明曾亲自带队拜访供应链企业,甚至为了拿到一个好的零部件资源而“软磨硬泡”。
零跑汽车曾在招股书中披露,其核心管理团队成员平均拥有超过20年的行业经验,但大部分并非来自传统汽车行业,而是电子和IT行业。
零跑汽车的命名来源也颇具意味,“零跑”寓意着从零开始,领跑行业,展现了其雄心壮志。
朱江明曾公开表示,零跑的很多技术灵感来源于其在安防领域的技术积累,例如人脸识别、智能监控等。
零跑汽车在2022年港股上市时,市值一度超过蔚来、理想等,但随后股价波动较大,被戏称为“过山车”。
零跑的员工曾爆料,公司内部对于技术的痴迷程度很高,经常为了一个技术细节争论到深夜。
零跑汽车曾在一次发布会上,因为PPT出现技术故障,导致现场一度陷入尴尬,但朱江明凭借其技术背景迅速化解。
在零跑汽车的早期发展阶段,朱江明亲自下场参与到车辆的测试中,甚至包括一些极限环境下的测试。
2019年,零跑汽车曾计划推出一款名为LP-S01的电动轿跑,但在市场反应平平后迅速调整策略,转向更大众化的SUV和轿车市场。
零跑汽车在早期融资时,朱江明曾用“不要一分钱工资”来吸引投资人,展现了其对创业的决心和信心。
朱江明本人生活相对简朴,与一些高调的造车新势力创始人形成对比,更像一个专注于技术的“理工男”。
赛力斯 
华为最早想找的是北汽和江淮,但双方都“不识货”,最终才选择了与当时财务状况不佳的小康股份(赛力斯)合作,余承东曾说小康的真诚打动了他。
问界品牌发布之初,很多人将其误认为是华为的自有汽车品牌,而实际上是华为与赛力斯合作的品牌。
问界M7曾被一位车主开着在无人区直播睡觉,引发了关于智能汽车隐私和安全的讨论。
尽管华为一再强调不造车,但余承东在多个场合的言论和华为对问界品牌的深度介入,让外界一直有“华为造车”的猜测。
有媒体报道,华为内部对于是否亲自下场造车曾有过激烈争论,最终选择了与车企合作的智选车模式,问界是第一个践行者。
余承东曾在公开场合批评传统车厂的营销模式,称其“太黑”,而华为要用2C的经验赋能汽车销售。
问界M9在正式发布前,仅凭盲订就号称订单突破5万台,创造了行业内的一个小奇迹。
赛力斯汽车创始人张兴海曾表示,与华为的合作是“攀上高枝”,承认了华为在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在问界M5的发布会上,余承东用了很长时间对比保时捷,称问界M5的体验远超百万豪车。
有车主戏称,购买问界汽车就像是“充话费送车”,意指华为的品牌和技术是主要的购买驱动力。
问界汽车的早期用户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华为的忠实粉丝,他们因为对华为品牌的信任而选择了问界。
余承东曾表示,如果不是因为芯片短缺,问界汽车的销量会高得多,甚至可能成为市场领导者。
赛力斯最初是做弹簧和摩托车起家的,后来转型做微型面包车,最终与华为合作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崭露头角。
问界早期,一些华为门店的销售人员对汽车产品并不熟悉,甚至需要“现学现卖”,有的还把参数念错。
问界新M7发布会上,余承东一度哽咽,称“把我们过去我们吃的亏,不理解,不信任,还有我们走的弯路,今天我们做到了”。
2023年,有用户投诉购买的问界M5智驾版提车等待时间过长,有车主甚至等了超过100天。
余承东曾豪言问界M9是“1000万以内最好的SUV”,引发了业界的广泛讨论和一些争议。
华为消费者BG CEO余承东曾亲自“下场”在社交媒体上与网友就问界汽车的某些问题进行激烈辩论。
问界M7曾因A柱“弯了”的碰撞测试结果引发巨大争议,华为和赛力斯方面都进行了回应和解释。
有报道称,为了提升问界的品牌形象和销量,华为一度考虑收购赛力斯的部分股份甚至控股。
尽管深度依赖华为,赛力斯也强调自己拥有整车制造能力和技术积累,并非完全的“代工厂”。
赛力斯创始人张兴海曾表示“不当老大很多年”,甘愿为华为“打工”,这种合作模式在汽车行业内非常独特。
为了与华为深度绑定,赛力斯甚至将公司名称从“小康股份”更为激进地改为“赛力斯”,足见其转型的决心和对华为的依赖。
有报道称,赛力斯工厂为了达到华为的质量要求,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甚至有华为的工程师驻厂指导,这在传统车企中较为罕见。
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曾公开表示,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是“全心全意”,甚至愿意“把工厂交给华为”,这种开放程度令人惊讶。
在与华为合作初期,赛力斯的产品销量一度不佳,甚至有“卖一辆亏一辆”的说法,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和经营压力。
赛力斯 SF5 作为与华为合作的首款车型,曾在华为的渠道进行销售,这种汽车在消费电子门店销售的模式在当时非常新颖。
赛力斯与华为合作的AITO问界系列,虽然挂着赛力斯的“标”,但很多人认为是“华为造车”,甚至引发过关于品牌主导权的讨论。
赛力斯原名小康股份,主营业务曾包含减震器、摩托车等,与现在的高科技新能源汽车形象反差巨大。
赛力斯早期在新能源领域的探索并不顺利,直到与华为合作后才迎来转机,被认为是“抱上大腿”的典型案例。
有投资者因为看好赛力斯与华为的合作,在股价大幅波动时依然坚定持有,甚至戏称自己是在“为情怀买单”。
赛力斯与华为合作的车型,其智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被广泛认为是核心竞争力,甚至有用户调侃“买华为送车”。
在问界 M7 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后,关于车辆A柱材质和设计的问题引发巨大争议,赛力斯和华为一度面临严重的公关危机。
赛力斯创始人张兴海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与华为的合作,形容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西方不亮东方亮”,体现了其创业过程中的坚韧和灵活性。
有自媒体曾爆料赛力斯工厂存在一些管理问题,虽然官方进行了澄清,但也反映了这家快速发展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赛力斯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传统车企,通过与科技巨头华为的合作,一跃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焦点,其发展路径堪称传奇。
尽管问界系列取得了不错的销量,但关于赛力斯过度依赖华为,缺乏自主核心技术的质疑声也一直存在。
赛力斯最初是做摩托车和小型商用车的,后来才转型做新能源汽车,并且与华为合作,被戏称为“华为概念股”的核心。
赛力斯的前身小康股份,曾因蹭上特斯拉概念股价暴涨,创始人张兴海家族财富也随之飙升。
赛力斯在拓展海外市场时,也曾面临品牌认知度不高,需要借助华为影响力的情况。
东风小康的英文名“DFSK”是Dongfeng Sokon的缩写,Sokon(索坤)即为小康工业(渝安集团)的英文音译,这种中英文结合且将合作双方都体现出来的命名方式,在全球汽车品牌中也算比较有特点,记录了其合资的背景。
小康股份(东风小康母公司)选择在A股上市,成为民营汽车整车企业中较早通过IPO融资的案例之一,这本身对于一家从零部件厂起家的民企来说,就是一次“鲤鱼跳龙门”式的跨越,充满了挑战和不可思议。
东风小康的创始人张兴海,创业初期是做弹簧和减震器的,最初的工厂叫“巴县凤凰弹簧厂”,跟汽车制造八竿子打不着,硬是后来一步步“跨界”成了汽车大佬。
张兴海创立的渝安集团(小康工业前身)与巨头东风汽车“联姻”成立东风渝安(后来的东风小康),民营企业能与大型国企平起平坐各占50%股份,在当时被东风内部人士评价为“谈判打了胜仗”,颇有点虎口夺食的意味。
东风小康K系列微车上市前,张兴海亲自带队,拉着样车在云贵川藏等地的烂路上跑了几个月做极限测试,硬生生跑坏了好几台车,这种“自虐式”测试方法在当时追求快速模仿的微车行业里显得很“实在”也很“极端”。
东风小康早期在开拓市场时,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曾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深入到乡镇及以下市场,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推销,比如在乡镇集市直接摆摊卖车,这种“土味”营销在当时汽车品牌中独树一帜。
品牌取名“小康”,直接借用了当时中国社会追求“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对于一个主打经济实用的微车品牌来说,这个名字既亲民又巧妙地迎合了时代背景,让老百姓觉得买这车就能奔小康,非常接地气。
东风小康是国内较早将微车卖到欧洲的品牌之一,为了获得欧盟整车认证(WVTA认证),硬是投入巨资对产品进行多达300多项的改进,最终在2008年左右成功出口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这对于一个年轻的中国微车品牌来说堪称一次“大胆出海”。
2006年,东风小康在北京上市不到10个月,单一车型销量近4000台,在北京微车市场排名第四,其中有5个月还是在货源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完成的。有经销商评价说“其他微车品牌花费10年取得的成绩,我们用了不到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堪称“小康速度”。
东风小康的母公司小康股份(现赛力斯集团)在发展早期,除了汽车零部件和微车,还曾涉足过摩托车(新感觉XGJao摩托),而且定位是运动型摩托车,这种多元化甚至有点“不务正业”的尝试在汽车企业中比较少见。
东风小康在印尼建厂,是其母公司小康集团首个海外整车制造基地,而且号称是“印尼唯一的中国汽车制造企业”,这种在海外市场的“先行一步”和“唯一”的标签,体现了其国际化战略的决心和独特之处。
东风小康K07车型曾因其酷似老款丰田海狮的外观而引发讨论,这种在当时自主品牌中常见的“模仿借鉴”做法,虽然现在看来不值得提倡,但在特定发展阶段,这种“快速跟进”的策略帮助品牌迅速打开了市场,也算是一种独特的生存之道。
东风小康在C37等车型上,曾大胆采用过一些当时在微车级别中不常见的配置或者设计元素,比如更轿车化的内饰、相对更时尚的外观等,试图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通过“差异化”和“拔高感”来吸引年轻用户,这种尝试在当时显得颇为“出格”。
在东风小康微车快速崛起时期,其广告语“东风小康,致富好帮手”深入人心,简单直白地将产品与用户创富需求强关联,这种极致的实用主义宣传,虽然“不高级”,但对于目标用户群体来说却非常有效,堪称“洗脑”。
东风小康在重庆的生产基地,利用了当地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资源,但也面临人才和配套相对落后的挑战,硬是在一片丘陵地带建起了现代化工厂,这种“拓荒牛”精神本身就是一段艰苦又独特的创业故事。
东风小康的经销商网络曾快速扩张到全国数千家,尤其在三四线及以下市场渗透率极高,这种“毛细血管式”的渠道布局,对于一个新兴品牌来说,执行难度和管理跨度都极大,但却为其销量提供了有力支撑。
东风小康为了提升产品品质,曾公开“叫板”合资品牌,宣称要在品质上向主流品牌看齐,甚至提出“三年零部件零缺陷”等在当时看来颇为“夸张”的目标,这种高调姿态在自主微车品牌中并不多见。
创始人张兴海在多个场合强调“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理念,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生产和产品策略,这种灵活甚至有些“投机”的经营方式,与传统车企的重资产、长周期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使其能快速适应市场变化。
东风小康曾针对特定区域市场(如高原地区)推出适应性车型,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比如提升发动机在高原环境下的性能等,这种“因地制宜”的产品策略,虽然增加了研发和生产的复杂性,但也体现了其对细分市场的极致挖掘。
张兴海曾放言“要把弹簧做到极致”,从最初几十人的小作坊,硬是把减震器做成了行业内的“隐形冠军”,这种“偏执狂”般的工匠精神为后续进入汽车行业打下了基础,也算是一段奇特的“前传”。
中通 
一辆出口的中通客车被车主在Reddit上曝光,称其车身在制造过程中就已经生锈,工厂用腻子填补后直接喷漆,车辆启动时里程表显示“GOOD LUCK TO YOU”(祝你好运)。
中通客车的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聊城地区交通局汽车修配厂”,后来发展为“聊城车辆制造与维修厂”,主要修理农用机械和汽车,与如今的大型客车制造企业形成巨大反差。
公司前总裁张道光将一个最初只有3万元政府资金、类似农具修理铺的工厂,改革成为中国最赚钱的客车制造商之一,期间曾有传闻称其是“资本家”,并“否定党的规定”。
中通客车股票曾在2022年短短两个月内股价暴涨近5倍,被称为“妖股”,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和券商风险提示,一家私募机构被发现在此之前已“埋伏”两年。
中通客车在1994年就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客车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这在当时国有企业改制和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是相当大胆和领先的举措。
中通客车曾与荷兰BOVA(博发)公司在2000年签订技术转让协议,合作生产“中通博发”系列客车,这在当时属于较早引进国外先进客车技术的案例。
中通客车的母公司山东重工集团旗下除了中通客车,还拥有潍柴动力、中国重汽、山推股份等众多知名品牌,涵盖了发动机、重卡、工程机械等多个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装备帝国”。
在2003年,中通客车就开始了海外出口业务,是中国客车行业中较早“走出去”的企业之一,如今产品已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汽 
一位红旗车主因为车辆出现质量问题,愤而用锤子将自己的红旗轿车砸毁,引起了社会关注。
红旗L5的售价高达500万人民币,但其内饰设计被一些网友吐槽过于“老干部风”,与高昂的价格不符。
上世纪80年代,一汽曾尝试将红旗品牌轿车出口到美国,但因为不符合当地的安全和排放标准,最终失败。
红旗早期车型的方向盘设计非常独特,据说是为了方便领导在车内批阅文件。
有传言称,红旗曾经秘密研发过一款搭载转子发动机的车型,但最终因为技术不成熟而放弃。
红旗CA770检阅车曾长期作为国家庆典的礼宾用车,但由于车身过长,转弯半径巨大,对驾驶员的技术要求极高。
为了提升品牌形象,红旗曾邀请过国外设计师参与车型设计,但设计出的概念车因过于前卫,与品牌调性不符而未被采纳。
红旗H9上市时,因为其酷似劳斯莱斯的外观设计,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被一些人称为“国产库里南”。
早期的红旗轿车生产过程几乎完全依赖手工打造,一个熟练工人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才能完成一辆车的装配。
红旗曾经为了彰显其“国车”地位,在一些车型上使用了纯金打造的徽标。
红旗品牌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因为销量不佳和品牌定位模糊,差点被一汽集团放弃。
上世纪90年代,长春街头曾经出现过一批“红旗”牌摩托车,但其与红旗轿车并无直接关联,属于“傍名牌”行为。
为了打开年轻市场,红旗曾推出过一款名为“红旗HS3青春版”的车型,但其“青春”定位并未获得年轻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有收藏家花费巨资购买了一辆老款红旗轿车,但因为零部件早已停产,修复过程异常艰难。
红旗早期在一些国际车展上亮相时,因为其浓郁的“中国风”设计,吸引了众多外国媒体的目光,但也引发了一些关于其设计过于保守的讨论。
红旗品牌重振计划中,曾提出过非常宏伟的销量目标,但实际达成情况与目标有较大差距,被业界质疑过于冒进。
一汽曾希望通过与外资品牌合作来提升红旗的技术水平,但合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出现过技术引进困难的局面。
红旗的某款概念车发布时,其宣传片被指与某国外豪华品牌的广告片高度相似,引发了抄袭争议。
在某次车展上,红旗展台的工作人员因为过于热情地向观众介绍产品,反而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反感,认为其“用力过猛”。
红旗曾经推出过一款“明仕”出租车,因为油耗高、小毛病多,被司机们戏称为“油老虎”和“病秧子”,最终惨淡收场。
奔腾品牌早期为了强调其源自马自达的技术,曾长期在宣传中使用“M A Z D A”的变形字母作为品牌基因的象征,引发了关于自主品牌身份认同的讨论。
一汽奔腾曾经在营销中将自己的B70车型比作“弯道舞者”,但早期用户反映其操控性与宣传有较大差距,被戏称为“弯道亡者”。
奔腾曾有一段时间,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的运营风格非常“接地气”,甚至有些“放飞自我”,与传统车企一本正经的形象形成反差,引发了一些年轻用户的关注,但也让一些人觉得不够稳重。
奔腾品牌在发展过程中,多次调整品牌定位和产品策略,从最初主打商务和公务用车市场,到后来转向年轻化、智能化,这种频繁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让消费者对其品牌形象认知产生模糊。
早年间,有奔腾车主为了表达对品牌的“热爱”,将自己的奔腾B70改装得面目全非,加装了夸张的尾翼和包围,照片在网上流传,被戏称为“汽配城风格的极致演绎”。
奔腾B50曾因其与大众速腾在外观和底盘上的高度相似性,被戏称为“换标速腾”,甚至有车主自行更换大众车标。
奔腾曾推出一款名为“奔腾X40网红版”的车型,试图通过与网红文化结合来吸引年轻消费者,但这种营销方式在当时汽车行业内较为罕见,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在一次车展上,奔腾为了展示其T77车型的智能语音助手,安排了一段真人与车机“对话”的表演,结果现场车机反应迟钝,多次出现答非所问的尴尬场面。
奔腾品牌早期的LOGO被一些网友吐槽像“牛头标”,后来更换为“世界之窗”LOGO,但新LOGO又被指与某些国外品牌的LOGO过于相似。
奔腾B70上市初期,曾有经销商为了促销,打出“买B70送老婆”的雷人广告语,虽然可能只是噱头,但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奔腾T99曾因其庞大的车身尺寸和相对较高的油耗,被一些车主戏称为“油老虎”,尽管其定位是中大型SUV,但在节能环保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这一标签略显尴尬。
一汽奔腾曾邀请某明星代言,结果该明星随后爆出负面新闻,导致奔腾不得不紧急撤换代言人并处理相关宣传物料,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和品牌形象影响。
奔腾曾尝试推出高端子品牌,但市场反响平平,最终不了了之,反映了自主品牌向上突破的艰难。
奔腾T55上市时,其独特的“水滴”型大灯设计引发了网络热议,有人觉得个性十足,也有人觉得过于奇特,难以接受。
奔腾曾在一款车型的宣传中过度强调其“国货”身份,试图引发消费者的爱国情怀,但这种营销方式有时会适得其反,引发“道德绑架”的质疑。
奔腾汽车的某些早期车型,因为保有量相对较小,导致后期维修保养时,部分零部件难以寻找,等待时间较长,被车主吐槽为“修车等到花儿也谢了”。
奔腾曾在一款新车发布会上,高管激情演讲中不慎口误,将自家品牌名称说错,虽然及时纠正,但仍然成为了一个小小的笑谈。
奔腾NAT (Next Automatic Taxi) 车型主打网约车市场,其造型设计独特,为了最大化乘坐空间,外观略显方正,被一些网友戏称为“移动的盒子”。
一汽奔腾的母公司一汽集团旗下品牌众多,奔腾在集团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战略地位也常成为业内讨论的话题,甚至被认为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奔腾品牌在启用新LOGO“世界之窗”后,曾有解读称其象征开放和连接世界,但也有网友调侃说像“窗户没关好”,引发了有趣的联想。
一汽建厂初期,很多技术人员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精英,他们放弃了上海等大城市的优越生活,来到东北支援建设。
一汽的第一代厂长饶斌,曾立下“我们也要坐上自己制造的小汽车”的誓言,激励了一代汽车人。
当年为了攻克解放卡车的后桥齿轮技术难关,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班倒”连续奋战,甚至吃住在车间。
德国大众与一汽谈判合资时,对中方人员的严谨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印象深刻,甚至有些“害怕”中方的谈判代表。
一汽的厂区非常大,有员工曾开玩笑说“在厂区里开车都会迷路”。
红旗轿车的立标最初设计是“向日葵”,后来才改为经典的“红旗”造型。
上世纪80年代,一汽曾“不务正业”地生产过洗衣机,以解决职工福利和创收。
一汽的厂区内曾有自己的铁路专用线,规模庞大,宛如一个小城市。
在计划经济时代,购买一汽生产的汽车需要“批条子”,普通人几乎没有可能买到。
建厂初期,为了解决建厂工人的住宿问题,曾在荒地上搭建了大量的“马架子”(一种简易窝棚),条件十分艰苦。
有传闻称,早期红旗轿车的某些内饰部件,如方向盘等,曾使用象牙或名贵木材,体现了其作为国家级礼宾车的特殊地位。
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一汽接到了紧急任务,要在短时间内生产出高级轿车红旗CA72,工人们夜以继日,创造了“百日会战”的奇迹。
一汽在早期曾尝试研发“玻璃钢”车身的汽车,这在当时是非常前卫和大胆的尝试。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汽的工程师们曾用算盘进行复杂的汽车设计计算。
红旗轿车的早期设计者曾为了一个车灯的造型,手工制作了几十个不同的模型进行比对。
“东风”牌轿车是中国第一辆小轿车,据称其命名灵感来源于毛泽东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一汽生产的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下线时,由于过于激动,司机甚至在绕厂一周时把车开进了路边的水沟里。
著名的“老师傅”孟泰,为了保证高炉正常生产,曾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用身体堵住漏水的管道。虽然孟泰主要贡献在鞍钢,但这种奉献精神是一汽建厂初期工人精神的缩影,很多老工人都是从各地抽调支援一汽建设的。
一汽的第一辆汽车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几乎是手工敲打出来的,工人们甚至用木头制作车身模具。
有一汽老员工回忆,当年能开上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比现在开豪华轿车还要神气和自豪。
北汽 
福田汽车的成立方式非常独特,被称为“百家法人造福田”。1996年,公司由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常柴集团等100家法人企业共同发起成立,这在当时的中国汽车行业是极其罕见的 1。
福田汽车发布了全域智慧生态品牌“爱易科”(i-ECO),并对其自主研发的三电品牌“电·驱动”进行了深度解读,展示了其在新能源领域的实力 17।
福田汽车的前身是山东诸城车辆厂,最初是生产农用车的。但公司很早就意识到农用车市场的局限性,于1996年果断转型进入汽车行业,并推出了非常成功的轻型卡车“福田小卡” 1。
福田汽车的“银河技术”是其在商用车行业内首个发布的技术品牌,这不仅仅是某项具体技术的展示,而是理念和生态的全面变革,体现了公司对技术创新的重视 21।
福田汽车很早就开始探索商用车自动驾驶技术,并在2018年获得了中国首个商用车自动驾驶路测牌照,并在卡车队列行驶技术方面取得进展 12।
福田汽车在2024年上半年实现了污水减排1.96万吨,危险废物减排304.5吨,一般工业固废减排571吨,显示出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 20।
福田汽车曾因在转让其全资子公司北京宝沃汽车有限公司67%股权的过程中,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行为,而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关注 19。
福田汽车在2017年底经历了一次人事地震,公司的创始人和灵魂人物王金玉未到退休年龄就因病辞去了董事和总经理的职务,引发外界关注 11。
福田汽车的研发费用资本化比例在2015-2017年间非常高,分别达到57.3%、56.7%和68%,这种做法被一些分析认为有粉饰报表的嫌疑 11।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福田汽车曾将原计划用于支持印度商用车基地的部分非公开募股资金(不超过8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这反映了公司可能存在一定的现金流压力 11।
福田汽车曾提出“四年三大步”和“新三步”等战略,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战略转型和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13।
2024年,福田汽车的业绩报告显示,其营业总收入和归母净利润都出现了显著的同比下降,且连续第七年没有进行现金分红,这主要是因为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为负 16।
1996年推出的“福田小卡”轻卡非常成功,其月销量一度超过7000辆,据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行业内的单一车型月销量纪录保持者 2।
福田汽车很早就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相关技术的研发,涵盖纯电动、混合动力和氢燃料电池等多种技术路线 9।
尽管在商用车领域销量领先,但一份2018年的报告指出,福田汽车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其核心业务实际上是亏损的,盈利主要依赖政府补贴和投资收益 11।
在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福田汽车提供了515辆氢燃料电池巴士作为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交通工具,创下了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使用氢燃料电池巴士数量最多的纪录 9。
福田汽车积极参与中国的航天事业,其产品曾多次为“神舟”系列飞船(包括神舟六号、九号和十一号)提供运输保障工作 7。
早在2008年,福田汽车就与全球领先的发动机制造商康明斯成立了合资公司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专注于生产轻型柴油发动机,这是康明斯在美国本土之外唯一的轻型发动机生产基地 5。
福田汽车在2012年与德国汽车巨头戴姆勒成立了对等股比的合资公司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共同生产和销售梅赛德斯-奔驰卡车 3。
福田汽车一直有走向全球市场的雄心,并在俄罗斯设立了欧洲总部,在印度建立了销售公司,还在南非和巴西等地建立了组装厂 14।
母公司巨债压垮的子品牌:比速汽车的最终消亡,直接原因是其合资母公司北汽银翔陷入近160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危机并最终破产,比速作为旗下品牌未能幸免。
“双子星”战略的模糊定位:比速与其兄弟品牌幻速均出自北汽银翔,共享技术平台并主攻经济型市场,比速虽号称面向“更年轻”用户,但产品区隔不明显,可能导致了品牌定位模糊和资源分散。
未竟的8万辆年销目标:2017年底,比速汽车曾高调宣布2018年将冲击8万辆的年销售目标,并计划推出3款新车、拓展超300家经销商,然而市场表现与目标相去甚远,销量不升反降。
“先拆后买”的营销奇招:为建立消费者信任,比速汽车曾举办“千人拆车,极限挑战”活动,邀请潜在用户在购车前亲眼见证车辆被拆解的过程,这一营销方式在当时颇为独特大胆。
“高端化”口号与低成本现实的错位:比速品牌在2016年发布之初,其高管曾提及“品牌高端化”是发展方向之一,然而其实际产品均为基于经济型幻速平台改造的低成本车型,品牌定位与宣传存在显著落差。
明星代言的短暂光环:著名演员黄晓明曾出任比速汽车的品牌形象代言人,并出席了2017年比速T5车型的上市发布会,试图借助明星效应提升品牌知名度。
百亿新能源基地的泡影:在母公司已现财务危机之际的2018年,比速仍高调宣布投资超百亿在四川南充建设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计划年产30万辆,但该宏伟蓝图最终因公司崩盘而未能实现。
一线销售的切身感受:据报道,在比速汽车位于重庆合川的工厂所在地,曾有销售人员感叹销量从过去每月一二十台锐减到“幸运的话一个月卖一台”,直观反映了品牌的市场崩盘。
销量从巅峰到归零的过山车:比速汽车销量在2017年达到约4.7万辆的顶峰后便急转直下,2018年腰斩,2019年进一步萎缩,到2021年销量完全归零,市场生命周期极为短暂。
2016年中国车市新品牌潮中的一员:比速汽车的诞生正值中国汽车市场新品牌集中爆发的时期,它是2016年当年成立的第五个全新中国汽车品牌,面临着异常激烈的初始竞争环境。
“借壳重生”的后续:尽管比速品牌不复存在,其与幻速品牌的部分车型平台和技术资产在北汽银翔破产重整后,被计划整合至名为“瑞翔”的新品牌下继续利用。
全系车型源自“技术合作”:比速汽车旗下T3、T5、M3等主要车型,均是通过与北汽银翔的技术合作,在幻速品牌既有车型平台上进行重新设计和开发而来,缺乏原创平台。
瞄准“年轻的经济型车用户”:比速汽车在品牌创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体明确为预算有限但追求时尚的年轻一代消费者。
质量口碑不佳的阴影:有行业信息指出,比速汽车在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方面口碑平平,曾收到车主关于制造工艺、发动机和电子系统故障的投诉,这对其品牌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
母公司工人抗议与停产几乎同步:比速汽车的生产运营在2018年陷入停滞,几乎与其母公司北汽银翔爆发工人因欠薪问题而进行的抗议活动以及随后的工厂停产发生在同一时期。
张氏家族的汽车产业棋子:比速汽车的创立者为银翔集团张氏家族的张先勤和张平峰,品牌的兴衰与该家族在汽车产业的布局和决策息息相关。
“魔速”兄弟的寓意:比速的兄弟品牌幻速意为“魔幻般的速度”,比速的“速”字也暗示了对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反映了品牌诞生初期急于求成的心态和当时中国汽车市场的浮躁氛围。
经销商压货传闻:据称,比速的母公司北汽银翔曾向旗下品牌(包括幻速,比速情况类似)的经销商强行摊派订单并要求付款,但部分车辆并未实际交付,反映出企业在危机时刻向渠道转嫁压力的行为。
摩托世家的汽车梦:比速汽车诞生于中国主要的摩托车制造商之一——重庆银翔实业集团,由集团内的张氏家族成员张先勤和张平峰主导创立,代表了传统摩托巨头向汽车产业的雄心勃勃的跨界。
两年速朽的“神话”:比速汽车从高调入市到市场影响力急剧萎缩乃至最终停产,其核心市场生命周期仅有短短两到三年(约2017-2019年),堪称汽车品牌速生速朽的典型。
极狐品牌以“生而破界”为口号,其设计理念强调“无界美学”,旨在打破传统汽车设计的束缚,专注于独特性和用户体验。外观设计力求展现品牌的独特身份,而内饰则以人为本 4。品牌早期曾与著名设计师沃尔特·德·席尔瓦合作,后者曾为大众集团设计多款经典车型,这显示出极狐对设计的高度重视和全球化视野 3。
极狐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欧洲市场扩张计划,认识到欧洲是重要且快速增长的电动汽车市场 13。该公司计划为此投入数千万美元,包括建立欧洲运营中心和覆盖整个欧洲大陆的经销商网络 13。极狐的两款车型已获得在欧洲销售的批准,并且正在积极探索至少12个欧洲国家的市场机遇,包括在瑞典进行冬季测试 13。
2017年,汽车行业巨头北汽集团做出战略决策,成立极狐作为其全新的子品牌,专注于电动汽车的研发和生产。此举凸显了北汽集团对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坚定承诺 3。极狐的首款车型是Lite,一款定位高端市场的小型电动汽车,这在当时颇为引人注目 3。
在2025年上海车展上亮相的极狐ARCFOX 77°概念车,其名称来源于北纬77度,这是北极圈内的核心区域,也是北极狐的栖息地。这一命名象征着品牌的起源,并寓意着新能源市场发展对环境保护的贡献。该概念车体现了“ARC-FLOW”的设计理念,标志着极狐产品设计的新纪元,强调科技与人文的和谐统一 50。
2023年北京郊区遭遇严重洪灾期间,一位极狐阿尔法T车主的故事引人关注。据称,他的车辆被洪水浸泡三天后,电池包仍然完好无损,无需任何维修或更换。这个真实案例有力地证明了极狐电池技术的安全性和车辆的耐用性 36。
中国著名演员王凯不仅是极狐车主,还担任了该品牌的“首席智驾体验官” 32。他积极参与极狐的品牌推广活动,包括出席车展,利用其名人效应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吸引力。他曾公开表示,最初选择极狐是因为其设计非常符合他的审美 49。
为了支持其欧洲扩张计划,极狐与西班牙Atium物流集团合作,在西班牙西北部的费罗尔港建立了一个物流中心。该中心将作为车辆存储、存放和出口的枢纽,以促进极狐汽车在欧洲的 distribution。首批通过该中心分销的车型包括S5、Alpha S、Alpha T和Kaola,计划到2025年在欧洲市场销售5000至8000辆 46。
极狐也计划进军技术先进的日本市场,并与日本公司图灵签署合作意向书。双方初步计划基于极狐阿尔法S车型,为日本市场提供高水平的智能驾驶产品,并探索自动驾驶的商业应用,预计于2024年开始销售 40。
极狐与阿联酋本奥米尔控股集团合作,旨在共同开发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中东市场 42。此次合作始于本奥米尔集团同意购买极狐车型,用于在海湾地区的高温条件下进行认证和测试,首批订单已确认600辆 43。
除了欧洲,极狐也将目光投向拉丁美洲,于2025年2月在哥斯达黎加举行品牌发布会,标志着正式进入该地区 39。发布会上展示了αT、αS和αT5三款车型的海外版本,并与八家经销商签署了协议 39。此前,极狐于2024年2月签署合作协议,进入多米尼加共和国市场,迈出了进军更广阔的拉丁美洲地区的第一步 40。
极狐的母公司北汽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拥有悠久的历史。早在2005年,北汽就成为中国首家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随后在2009年,北汽成立了北汽新能源(现为北汽蓝谷),成为中国第一家独立的新能源汽车公司和首家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53。这种在电动汽车行业的早期布局和深厚积累为极狐品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极狐一直强调其车辆的安全性,特别是其电池技术,并声称自品牌成立以来保持着“零自燃”的记录 35。这种对安全性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其在电动汽车市场中的核心价值和关键差异化因素。
2024年7月,据报道,一辆极狐αS在杭州发生自燃事件。事发后,极狐工作人员被指控私自摘除车标,这一行为引发了争议,并引发了人们对该公司处理此类事件方式的担忧 3。
尽管拥有先进的技术和与麦格纳、华为等行业领导者的合作,极狐在初期仍面临销量挑战 3。例如,在某年的前十个月,极狐的销量不足1.2万辆,未能完成其销售目标 28。这与同样有华为支持的其他品牌所取得的成功形成对比,引发了人们对极狐市场战略和执行的疑问 28。
极狐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展开深度合作,将华为的鸿蒙操作系统和先进的智能驾驶解决方案集成到其车辆中 3。极狐车型,如αS HI版,搭载了华为的全栈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包括用于增强自动驾驶能力的先进激光雷达技术 24。此次合作使极狐在智能电动汽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极狐推出了一款名为考拉的紧凑型电动MPV,该车型专为有婴幼儿的母亲设计,体现了其独特的市场细分策略 3。这款“智能亲子车”配备了可折叠的婴儿换尿布台、奶瓶加热和冷却装置、儿童侧额外的安全气囊,甚至还有一个基于传感器的“排泄模式”,可以检测到何时需要更换尿布并自动通风 18。车内还配备了监控后排儿童的摄像头以及在婴儿哭泣时播放舒缓音乐的信息娱乐系统 18。
极狐与加拿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麦格纳国际建立了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借助麦格纳在高端品牌汽车工程和制造方面的丰富经验 12。双方在中国镇江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麦格纳负责极狐车型的整车制造,这也是麦格纳在欧洲以外的首个整车制造投资项目 14。此次合作旨在将麦格纳的全球制造标准与北汽的本土市场洞察相结合,生产高质量的电动汽车。
极狐-7概念跑车的开发充分展示了北汽和极狐在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和设计实力 7。这款于2016年北京车展首次亮相的车型,据称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性能数据,包括不到3秒的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和260公里/小时的最高时速 7。其设计灵感来源于Formula E赛车,并采用了引人注目的鸥翼门和配备指纹识别等高科技配置的内饰 7。
仅仅成立两年后,极狐便展现出其全球化雄心,于2019年3月在著名的日内瓦国际汽车展上举行全球首秀 3。选择在这一国际顶级车展上亮相,标志着这个中国品牌有意将其业务拓展到中国以外,进军欧洲市场。在日内瓦展出的车型,包括由沃尔特·德·席尔瓦设计的ECF SUV概念车和GT跑车,与之前的Lite车型截然不同,预示着品牌更广泛、更具雄心的国际市场产品战略 3。
为了更专注于其核心新能源汽车业务并提升品牌认知度,极狐的母公司北汽蓝谷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2月宣布计划更名为“北汽极狐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7。此举旨在使其公司名称与主要品牌极狐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身高仅1米65左右的卡尔·宝沃在设计包括伊莎贝拉在内的车型时,常以自己的身材为参照,曾言:“我开着视野很好,而且我个子不高。”
卡尔·宝沃曾将一辆手工打造的伊莎贝拉Coupé原型车赠予其妻子伊丽莎白,她驾驶这辆车直至20世纪80年代。
宝沃最著名的车型“伊莎贝拉”(Isabella)原计划命名为Hansa 1500,后因测试车上的“Isabella”代号深受工程师与媒体喜爱而意外更名。
卡尔·宝沃16岁时毅然中断锁匠学徒生涯,转而进入技术高中学习工程学,为其日后的汽车帝国奠定了基础。
宝沃P100是德国首款配备自动平衡空气悬挂系统的车型,其推出时间早于梅赛德斯-奔驰的同类技术。
二战后为巧妙应对钢材配给困境,卡尔·宝沃将公司注册为三个独立品牌(宝沃、格利亚、劳埃德),以获取三倍的原材料配额。
宝沃Hansa 1500是欧洲战后首款采用“船型”一体式车身设计的汽车,据说其灵感来自卡尔·宝沃在盟军拘留期间阅读的美国杂志。
因将伊莎贝拉硬顶轿车转换为敞篷车型的工艺复杂且成本高昂,其限量生产的敞篷版被外包给了科隆的著名车身制造商Karl Deutsch。
宝沃伊莎贝拉在德国风靡一时,被车迷亲切地称为“五十年代的梦中情人”(Traumfrau der Fünfzigerjahre)。
美国克莱斯勒公司曾对宝沃的成就印象深刻,提出以2亿德国马克收购其51%股份的要约,但遭卡尔·宝沃本人拒绝。
宝沃不仅制造汽车,还曾于1956年涉足航空领域,研发了主要用于农业作业的Borgward BFK-1 Kolibri I型直升机。
在鼎盛时期,宝沃是德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商,其出口份额一度超过当时德国汽车总出口量的60%,产品遍布全球。
1950年,宝沃Hansa 1500车型在法国蒙特莱里赛道上,一举创下12项1.5升级别F组别的国际速度记录。
1960年,德国极具影响力的《明镜周刊》一篇关于宝沃财务混乱及现金短缺的深度报道,直接引发了对其的信任危机,并间接导致了政府停止援助。
宝沃汽车被迫宣告破产后,其所有债权人的债务最终都得到了全额偿付,甚至有剩余,这使得其破产的真实原因和必要性在历史上备受争议。
在宝沃汽车破产案中,被不来梅市政府任命负责处理破产清算的托管人约翰内斯·泽姆勒,同时竟是其主要竞争对手宝马汽车公司监事会的成员。
德国宝沃公司破产后,其P100大型轿车(后更名Borgward 230)和伊莎贝拉车型的全套生产设备被出售给墨西哥的企业,并在当地继续生产了数年。
在近代品牌复兴过程中,宝沃汽车在中国市场曾因其“好·贵”系列广告语(意为“好,所以贵;贵,所以好”)引发巨大争议,并遭到消费者广泛吐槽。
为推广首款商用车“闪电车”(Blitzkarren),卡尔·宝沃曾亲自在不来梅街头驾驶演示以招揽顾客。
创始人卡尔·宝沃10岁时便用废旧零件制作汽车模型,展现出过人的机械天赋,被誉为“天才少年”。
北汽前董事长徐和谊出身钢铁行业而非汽车科班,却以“跨界合作”的“奇葩”主意闻名,例如推动北汽与互联网公司乐视合作造车。
北汽被业界和媒体普遍认为“不善于讲故事”、“传播过于保守”,导致其许多技术亮点和真实的用户案例未能有效传达给公众。
北汽前董事长徐和谊曾坦言:“干合资容易,干自主太难了”,道出了中国本土品牌建设的艰辛。
北汽新能源公司成立的头一年(2009年),全年仅卖出了一辆纯电动汽车,而且这辆车还是被公司自己的员工买走的。
小米创始人雷军曾亲自到访北汽表示感谢,因北汽为小米SU7的生产提供了大力支持,小米SU7甚至还采用了北汽BJ60的一款“漠河舞厅绿”的车漆颜色。
北汽是中国首家获得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传统车企,旗下北汽新能源曾连续七年蝉联中国纯电动汽车销量冠军。
北汽参与组建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合资),于1984年正式开业。
北汽为提升自主品牌(如绅宝)质量,建立了独特的“大部屋”质量管理体系,该体系整合各部门并引入日韩等国专家以快速发现和解决生产及质量问题。
北汽前董事长徐和谊在初期常提收购萨博技术,但约从2013年后便不再公开重点强调,意识到过度捆绑当时已没落的萨博品牌不利于北汽自主品牌自身发展。
2009年,北汽斥资2亿美元收购瑞典萨博汽车核心知识产权,包括三个整车平台、两款发动机和两款变速箱技术,为其后来的自主品牌绅宝(Senova)奠定了基础。
2021年12月,北汽集团将其在戴姆勒集团(梅赛德斯-奔驰母公司)的股份增持至9.98%,超越吉利成为这家德国汽车巨头的最大单一股东。
北汽极狐阿尔法T5上市时是当时20万元人民币以下唯一的800伏高压平台车型,极具技术性价比,却在众多“流量”车型的发布中被淹没。
北汽在南非市场销售的B40 Plus车型坚持使用华为HiCar系统,而不提供国际市场主流的Android Auto或Apple CarPlay,被认为“脱离实际”。
北汽是中国首家向外国汽车公司(美国菲斯克Fisker)进行整车平台技术(BE21电动平台)知识产权许可的企业,但此里程碑事件传播寥寥。
北汽X55 II SUV在印尼因车尾“BEIJING”标志被消费者认为“奇怪”,全年仅售出7辆,后被迫将标志更换为“BAIC”。
北汽在南非为B40 Plus举行的工厂参观活动被媒体形容为“超现实”和“令人困惑”,因其工厂在过去六年中仅生产了三百余辆汽车。
北汽前董事长徐和谊声音洪亮,被评价为“强势”,曾将一度“一盘散沙”的北京汽车捏合成拥有6家制造企业的北汽集团。
2009年,北汽曾多次尝试收购陷入困境的欧洲汽车制造商,如萨博(Saab)、沃尔沃(Volvo)和欧宝(Opel),虽未全部成功,但彰显了其获取西方技术的早期雄心。
一辆北汽极狐阿尔法T车主的车在北京洪水中浸泡3天后,电池包仍完好无损,其安全标准远超国标1米水深浸泡30分钟的要求(北汽标准为2米水深浸泡48小时)。
一辆北汽BJ40在新疆库木塔格沙漠从沙峰上翻滚18圈后车主毫发无损,如此惊险的真实案例却鲜为人知,传播极少。
“双向奔赴”的深度协同:北汽与华为的合作被形容为一场“双向奔赴”,北汽贡献制造与电动化经验,华为贡献智能化技术,共同打造高品质产品。
“晕车舒缓2.0”黑科技:享界S9配备了“晕车舒缓2.0”功能,通过自适应扭矩控制和电液协同舒适制动等技术,有效缓解乘客在行车过程中的晕车不适。
“隐藏式水切”的匠心:享界S9车身侧面采用了“隐藏式水切”设计,突破常规工艺,使车身线条更为纯粹流畅,体现了对设计细节的极致追求。
“寰宇之势”设计哲学:享界S9的设计理念为“观宇宙之大,呈寰宇之势”,力求将宇宙的宏大与深邃融入车辆设计,体现品牌的独特美学追求。
无物理隔断的“一键隔音”:享界S9后排配备“一键隔音功能”,无需物理隔断,通过技术手段即可实现前后排声音隔离,保障后排乘客的私密通话环境。
北汽率先“牵手”华为:在华为初期寻求汽车行业合作伙伴时,北汽集团率先伸出了合作的橄榄枝,开启了双方的合作篇章。
智慧光毯指引窄路通行:享界S9的“寰宇主题迎宾灯效与交互光毯”不仅营造仪式感,在行驶至狭窄路段时,光毯还能在地面标示出车辆宽度,辅助驾驶员安全通过。
移动的百吋影院/KTV:享界S9具备户外投影功能,可将车内影像投射至车外,秒变100英寸巨幕影院或户外KTV,拓展了车辆的娱乐场景。
一键进入“超级隐私”:享界S9提供“超级隐私模式”,可一键禁用车内麦克风和摄像头,为车内乘客提供高度私密的交谈空间。
“星光”之名:Stelato的英文名源自意大利语“stellato”,意为“星光璀璨的”或“布满星星的”,象征着品牌对卓越与未来的向往。
“享界超级工厂”的诞生:享界S9诞生于北京密云的“北汽新能源享界超级工厂”,这是一座集高端、智能、生态于一体的全新智造工厂。
十亿级研发投入:为了提升享界S9在智能化和续航等方面的表现,华为与北汽在该项目上投入了高达10亿元人民币的研发资金。
共同愿景:“两个奋斗者,一部世界车”:北汽与华为为双方合作确立了“两个奋斗者伙伴,一部世界级好车”的共同愿景,激励双方共同打造顶尖产品。
“人间星河”大灯:享界S9搭载的华为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采用“璀璨星钻工艺”,点亮效果被誉为“人间星河”,极具辨识度与科技美感。
太空舱级“零重力”体验:享界S9后排座椅引入了航天科技理念,打造出“零重力座椅”,为乘客提供极致的放松与舒适感受。
风阻艺术新纪录:享界S9凭借极致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实现了0.193 Cd的超低风阻系数,刷新了量产豪华轿车的纪录。
余承东的“豪言”:华为高管余承东曾公开表示,享界S9的目标是在舒适性和操控性上全面超越宝马、奔驰等传统豪华品牌,展现了品牌的雄心。
首搭ADS 3.0:享界S9是首款搭载华为最新一代ADS 3.0高阶智能驾驶系统的车型,代表了华为在智能驾驶领域的顶尖技术实力。
“挚友”同行八载:北汽与华为的合作始于2017年,历经八年磨合,双方建立了“名副其实的挚友”般的深厚合作关系,共同孕育了享界品牌。
“小艺编排”个性化指令:享界S9的智慧助手小艺支持“小艺编排”功能,用户可以将车内多个功能组合成个性化模式,通过一句语音指令即可自动执行,实现高度智能化的便捷操作。
极越 
主播在直播介绍汽车时,突然得知公司大规模裁员、可能倒闭的消息,甚至有主播在镜头前当场开始求职。
极越汽车陷入危机时,CEO夏一平被曝在公司总部遭到大量闻讯赶来的员工和供应商围堵,追讨薪资和欠款。
极越汽车诞生之初,CEO夏一平便激情描绘“汽车机器人”的宏大愿景,然而仅一年多后,公司便已自身难保,机器人梦想远未实现,公司已濒临“阵亡”。
极越CEO夏一平(时任集度CEO)曾放出豪言,称其产品的智能驾驶能力将比特斯拉“领先一代”,然而后续产品的实际表现与此宣传相去甚远。
极越汽车曾大胆采用完全取消车门把手的设计,并配置U型半幅方向盘等前卫元素,宣称要引领未来汽车形态,然而市场对此类激进创新接受度并不高。
极越前身集度汽车曾高调推出ROBO-01“探月限定版”,以近40万元的高价预售,试图营造高端科技形象,但未能改变品牌后续命运多舛的现实。
从品牌正式成立到陷入“闪崩”式的全面危机,极越汽车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其烧钱速度之快和倒下速度之迅猛令业界瞠目。
尽管公司运营已现严重危机,门店关闭、员工讨薪等消息频传,CEO夏一平在公开回应中仍坚称“公司没有倒闭,整车售后不会中断”。
极越汽车宣称其智能驾驶系统能提供卓越体验,但实际交付给用户的产品却被指问题频出,系统如同“黑箱”,软件更新和故障修复极为缓慢。
作为两大巨头(百度和吉利)的合作产物,极越汽车的整个发展过程一直被指存在双方话语权争夺和战略协同问题,成为其失败的内因之一。
极越首款车型极越01上市后销量极为惨淡,有外媒在报道中将其比喻为“就像在南极洲卖番茄酱冰棍一样无人问津”。
在极越汽车深陷倒闭危机时,另一家已倒闭的中国新势力车企(高合汽车)的高管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劝告”极越车主:“快跑(赶紧卖车)!”
极越汽车曾以“汽车机器人”作为核心卖点,大力宣传其领先的AI智能驾驶技术,然而其智能驾驶团队后来却传出工程师大规模离职的消息。
在极越公司陷入混乱、人心惶惶之际,网传有人趁乱从CEO夏一平的办公室抢走了一台微波炉,成为坊间奇谈。
极越CEO夏一平曾在一次产品发布会上情绪激动当众落泪,试图以情动人,但这一举动未能打动消费者,也没能挽回品牌后续惨淡的销量。
极越汽车被业界和网友戏谑地称为“百度为了一口醋包的饺子”,意指其成立可能源于百度在特定战略需求下的勉强之举,根基不稳。
公司濒临解散之际,有消息称部分极越员工面临的选项之一是“自费上班”,即在没有薪水保障的情况下继续留守岗位。
在公司财务极度困难的传闻中,极越07这款豪华智能电动轿车被曝曾以约合2700美元的“骨折价”清仓甩卖,仅为原价的零头。
为了让缺乏造车资质的百度能够实现造车梦,原百度主导的“集度汽车”不得不更名为“极越”,并由吉利控股主导,以规避政策限制。
有媒体报道,在极越汽车资金链断裂、发不出工资后,有员工在社交平台公开向公司喊话“请求公司原地解散并给予赔偿”。
江铃 
陆风汽车的生产基地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是江西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陆风X7因外形备受争议,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凭借酷似豪车的外观和较低的价格,确实吸引了不少眼球和销量,创造了一段“现象级”的销售表现。
陆风汽车的英文名“Landwind”曾被一些车友戏称为“烂的稳”,反映了早期产品质量和口碑的一些争议。
陆风X7因外观高度相似路虎揽胜极光而引发巨大争议和官司,被称为“山寨极光”,这一事件在中外汽车圈都引起了广泛讨论。
江铃陆风的合资方是江铃汽车和长安汽车,但“陆风”品牌最初是江铃汽车集团旗下的,这种有点“绕”的出身也让一些人分不太清楚其归属。
陆风汽车曾是中国首个成功出口欧洲的自主汽车品牌,虽然出口的陆风X6在安全碰撞测试中表现不佳引发轩然大波,但也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
在“陆风X7抄袭路虎极光”的官司中,陆风一度反诉路虎,认为路虎的专利无效,这种“反将一军”的操作在当时也显得颇为奇特。
陆风汽车曾经推出过一款名为“风尚”的MPV,其车头设计与起亚的某款MPV高度相似,再次陷入“模仿”的漩涡。
有车主调侃陆风X7的车标和路虎的车标尺寸和固定方式几乎一样,可以非常方便地互换,甚至有段子说买了陆风X7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换标”。
陆风汽车在发展早期,曾被认为是国产越野车领域的一匹“黑马”,凭借相对亲民的价格和硬派的风格吸引了一批忠实用户。
陆风汽车的母公司江铃汽车,早年是以生产五十铃皮卡和轻型卡车起家的,后来才逐渐涉足乘用车领域,陆风品牌承载了其向乘用车市场拓展的期望。
陆风汽车也曾尝试过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推出过一些纯电动车型,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并未取得太大的声量。
曾经有媒体将陆风X7与路虎极光进行细节对比,发现除了外观,很多内饰设计元素也有相似之处,引发了关于自主品牌“借鉴”与“创新”的讨论。
在陆风X7与路虎极光的专利纠纷案中,双方的专利都曾被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部分无效,使得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有评论认为,陆风汽车“成也X7,败也X7”,过于依赖单款车型的争议性热度,而后续产品创新乏力,导致品牌逐渐边缘化。
陆风汽车的官方网站曾经一度无法访问或者更新非常缓慢,被网友吐槽“不像一个正常车企的官网”。
除了陆风X7,陆风早期车型如陆风X6、X9等,也因其相对硬朗的越野风格和非承载式车身,在一些越野爱好者中有一定的保有量和口碑。
陆风汽车的标志是一个椭圆形的“L”字母变形,设计相对简洁,但相比其车型的“话题性”,车标本身的讨论度并不高。
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消费升级,陆风汽车未能及时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逐渐从主流视野中淡出。
坊间曾有传闻,一些陆风X7的车主会购买路虎的配件来“升级”自己的车辆,使其看起来更像“正版”极光,这也算是一种独特的汽车文化现象。
其早期车型E100在2015年便已下线,这在当时中国新能源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时,算是入局非常早的“先锋”之一,但之后的发展却几经波折。
在江铃新能源成立之初,其母公司江铃集团对其的定位是“战略核心”,承载了老牌车企向新能源转型的厚望,可谓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但成长之路挑战重重。
江铃新能源曾将一款名为“Elight”的车型运往欧洲进行路试,并亮相中国卫星导航年会,试图展现其“智能”和“国际化”的雄心,尽管该车型后续市场声量不大。
雷诺在2019年对江铃新能源进行巨额增资时,后者才成立约4年,如此迅速地吸引到国际汽车巨头以50%的股比入主,发展速度和吸引力堪称“坐火箭”。
JMEV官方曾宣称其工厂拥有254项新技术专利,对于一家相对年轻的新能源车企,如此强调专利数量,颇有“技术宅”的炫技感。
JMEV的GSE车型(国内为“羿”)曾出现在尼泊尔市场,中国新能源车“出海”到南亚山国,也算是其国际化道路上一个“小而美”的独特注脚。
江铃新能源被雷诺选中时,其母公司江铃集团是以商用车闻名的,突然大举与国际巨头在乘用纯电车领域深度合作,可谓是集团战略上的一次“华丽冒险”。
雷诺曾高调宣布,通过江铃新能源的4款核心车型,目标到2022年覆盖中国电动车市场45%的份额,这个目标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
在与江铃新能源敲定合作前,雷诺在中国已有数家合资公司,再添一家专注于电动车的江铃新能源,其在华的“多线作战”策略显得颇为“大胆”甚至有些“不寻常”。
雷诺集团豪掷10亿人民币增资,一跃成为这家年轻中国电动车企的大股东,持股50%,堪称一场“闪电联姻”。
江铃新能源的EVEasy EV3(羿驰EV3青春版)成为了全球首款搭载法雷奥纯电动力总成并采用钠离子电池技术的量产A00级电动车,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旗下JMEV 01电动跑车,前身是初创公司“工匠派”打造、曾与小米有些传闻的SC-01,几经辗转最终归入江铃新能源麾下,身世颇为曲折。
雷诺在华战略大调整,一度几乎放弃传统燃油乘用车市场,将电动化重心和希望主要押注在与江铃新能源的合作上,决策堪称“极端”。
在成立初期,江铃新能源以惊人的速度接连推出E100、E200等多款小型电动车,试图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通过“车海战术”快速抢占份额。
为进一步打开市场,江铃新能源推出了“EVEasy”(易至)子品牌,试图用更年轻化的形象吸引消费者,在已有JMEV品牌基础上“再造”一个身份。
旗下小型电动车被命名为“小麒麟”,虽然名字可爱,但在厮杀激烈的汽车市场,用神兽命名一款微型车也算是一种“萌系”的独特操作。
部分早期车型如E300和E400在推出后不久,又被重新划归到“EVEasy”(易至)品牌下,并更名为EV3和EX5,频繁的“身份转换”让消费者有些眼花缭乱。
江铃新能源一度采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小写的“e”字母作为品牌标识,与其母公司江铃集团的标志形成鲜明对比,力图展现其新能源的“新”身份。
旗下紧凑型纯电轿车命名为“羿”(Yi),取自中国古代神话中射日的英雄后羿,希望车型能像神箭手一样精准出击市场,名字相当有文化“野心”。
作为欧洲电动车市场的曾经领导者,雷诺反过来需要倚重江铃新能源这家中国本土企业来攻克中国市场,上演了一出“洋师傅借力土专家”的戏码。
2002年,由于江铃汽车是江西省的纳税大户,时任总经理孙敏因其卓越贡献,获得了南昌市政府高达40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奖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尽管1968年首批500辆“井冈山”牌卡车质量堪忧,但当时国家级重要期刊《红旗》杂志却发表了题为《一个小厂一年也能干出500辆井冈山汽车》的文章大加赞扬,此事在全国引起轰动。
在1989年至1992年间,江铃汽车的前身江西汽车制造厂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称奇的“跨界”兼并重组,对象包括江西拖车厂、南昌缝纫机厂、江西洗衣机总厂、江西钢窗厂等。
1999年,时任领导者孙敏为了特殊的财务或战略目的,通过大幅增加坏账准备,使得江铃汽车当年利润“巨亏”1.8亿元人民币,主动让公司变成了ST(Special
2015年上海车展上,江铃汽车发布的一款“域虎”皮卡概念车,因其整体造型被媒体形容为“凶狠浮夸”,轮圈设计“颇为重口味”,甚至被调侃“像要变形金刚一样准备变形,快跑!”。
江铃汽车的前身在1958年生产的首批机动车是简陋的三轮车,却被赋予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英雄”牌。用“英雄”来命名如此基础的车辆,在当时的情境下显得颇具时代特色和一丝理想主义的夸张。
1993年11月,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A股并上市,成为江西省第一家上市公司,这在当时对于一个来自非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而言,是开创性的。
1958年“大跃进”时期,江铃的前身南昌汽车修配厂也尝试造车,最早试制出的是一种构造极为简单的三轮汽车,使用单缸柴油机作为动力,这与后来正式生产的汽车相去甚远。
据报道,江铃的功勋厂长孙敏在执掌江铃期间,曾多次被南昌市方面邀请出任副市长等政府领导职务,但他都婉言谢绝,选择继续留在江铃汽车。
1995年,江铃汽车发行B股(专供境外投资者购买的股票)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出人意料地斥资4000万美元,认购了此次B股发行总量的80%,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引人注目的外资大手笔。
由于王锡高董事长刚上任时便一头扎进各个生产车间了解情况,身影频繁但面孔生疏,一度被车间的一线员工误认为是来厂参观的普通访客。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为了全力推进与福特的合资项目,江铃时任总经理孙敏做出了一个极具魄力的决定——毅然砍掉了当时仍在盈利的“井冈山”牌卡车生产线。
江铃汽车集团前董事长王锡高上任不到一个月,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把家直接安在了江铃汽车厂区内。
从1968年开始生产汽车到1983年工作组进驻前的16年间,江铃汽车(江西汽车制造厂)连年亏损,累计亏损高达5600万元人民币,一度成为江西省最大的亏损企业。
1968年,由于缺乏冲压设备,江铃的前身工厂的工人们硬是凭借18磅重的大铁锤,一锤一锤地敲打出了首批“井冈山”牌卡车的驾驶室和翼子板等大型覆盖件。
1968年,工厂领导相信单凭工人的高昂热情就能造出汽车,无需大量投资和技术保障,仿制苏联嘎斯卡车生产了500辆“井冈山”牌汽车,结果这些车质量极差,随处抛锚。
陆风X7(江铃控股旗下品牌,江铃汽车集团是主要股东之一)在2015年上市时,因其外观与路虎揽胜极光高度相似而引发巨大争议,甚至出现了“陆风X7成功申请外观专利,正版路虎反显尴尬”的奇特现象,被坊间戏称为“最强山寨”。
大道汽车的用户社群平台取名为“同道中人”,意为“志同道合的人”,这个名称对于一个皮卡品牌的用户社群来说,带有一些传统“江湖”意味,在现代汽车品牌中显得比较独特。
大道旗下的“飞将”车型,其命名源自中国古代对勇猛战将的称呼(如吕布、李广),将此用于一款主打越野和硬派风格的皮卡,颇有气势,但也可能被一些人视为一种略显文化牌的营销定位。
大道品牌在发布时,宣称要开创“PUV” (Pickup Utility Vehicle) 全新品类,致力于打造“乘用化皮卡”。一些观点认为,为生活方式皮卡专门定义一个“PUV”缩写并称其为“新品类”,或有营销上强调独特性甚至略显夸张的成分。
江铃大道魔盒版车型,其货箱可以进行多种组合改装,例如可以变成一个带帐篷的露营平台,或者咖啡车、工具间等。虽然实用,但如果想象一个皮卡车斗突然变成一个移动咖啡吧在街头出现,也带有些许奇特的画面感。
在一次官方组织的沙漠穿越活动中,有媒体拍摄到大道皮卡在沙丘中“飞翔”的瞬间,虽然是展示其越野性能,但“皮卡飞沙”的夸张视觉效果,如果联想到日常使用,则显得有些极端和超乎寻常。
大道汽车曾联合《中国国家地理》进行科考活动,将皮卡开进罗布泊等无人区。虽然是专业活动,但将通常认知里较为“粗犷”的皮卡与“国家地理”的科考探索深度捆绑,试图营造一种极致的探索精神和浪漫情怀,这种营销方式在皮卡品牌中相对独特。
大道“敢探者”车型配备了原厂自带的2.5吨拖车资质和拖车包,这对于喜欢拖着房车或游艇出游的用户来说很实用。但如果想象一下在城市拥堵路况下,一台皮卡拖着巨大的房车缓慢移动,画面颇具一丝“硬核式浪漫”的独特感。
大道宣称其“同道中人”用户社群要实现“用户共创”,即让用户参与到产品改进甚至新产品定义中。这一理念在汽车行业并不少见,但对于一个相对传统的皮卡品类,如此强调“共创”并将其作为核心卖点,也算是一种积极但可能成果难以量化的独特尝试。
大道皮卡在一些宣传中强调其“改装基因”,鼓励用户进行个性化改装。如果街头出现一台被爆改成“末日战车”风格或者“移动花园”风格的大道皮卡,无疑会非常吸引眼球,也算是一种独特的街头风景线,尽管这更多是用户行为而非品牌自身的奇葩故事。
在品牌发布会上,江铃大道强调了“场景定义汽车”,试图打破皮卡工具车的固有印象,强调其玩乐属性和生活方式的延伸。这种将皮卡“从工具变玩具”的宣言式定位,对于一些传统皮卡用户或者不了解该文化的人来说,可能最初会感到有些夸张或不解。
有汽车评论提到,大道皮卡的柴油版发动机代号为PUMA(美洲狮),而汽油版则为FIRE(火),该评论认为PUMA这个名字比FIRE“好多了”,这种对发动机代号的直白喜好表达可算一点小趣味。
曾推出一款名为“Minute Man Six”(民兵六号)的车型,大打爱国牌,试图将汽车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分钟人”精神联系起来,在当时也算是个非常用力的营销创意了。
创始人坚信赛车是最好的营销,成立初期就带队参加各种残酷的长途拉力赛和印第安纳波利斯500大赛,完全不顾公司当时还是个没钱没名气的小角色,堪称孤注一掷的狂热。
尽管公司名叫“列克星敦”(Lexington),最初也确实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市起家,但很快就为了寻求更好的生产条件和人才,把整个摊子搬到了印第安纳州的科纳斯维尔,让“列克星敦”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名不副实。
公司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灾难性的财务破产和重组(1912年、1923年、1926年),但每次都能神奇地“死而复生”,拉到新的投资继续开张,这种屡败屡战、打不死的小强精神,在汽车早期历史上也算是一朵奇葩。
公司一度与通用汽车创始人比利·杜兰特达成协议,为其生产多达3万台Ansted引擎。这本是天大的生意,结果却因为引擎专利纠纷被反诉,最终合作也分崩离析,上演了一出“煮熟的鸭子飞了”的商业惨剧。
因为管理层缺乏清晰长远的战略眼光,公司一会儿想专注赛车,一会儿又想做豪华车,一会儿又想靠卖引擎大规模赚钱,结果“样样通,样样松”,最终把自己折腾没了。
其母公司曾一度拥有十家不同的工厂,看似实力雄厚,但乐行品牌自身却一直在财务困境中挣扎,完美演绎了“富爸爸也救不了败家仔”的尴尬剧情。
公司的创始人之一,John C. Moore,是一位充满热情的工程师,他对汽车技术有着执着的追求,主导设计了多项创新。然而,这份技术上的执着,似乎并未能完全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留下一个“技术狂人不善经营”的经典创业故事脚本。
虽然乐行汽车主要在美国国内销售,但也曾雄心勃勃地尝试过向海外出口,希望其“独特的美国工程设计”能征服世界。然而,这些尝试收效甚微,与其在国内市场的挣扎相比,其国际化的宏伟蓝图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白日梦”。
有一种略带夸张的说法认为,乐行使用的Ansted引擎性能过于出色,甚至盖过了汽车本身的风头,而且其高昂的制造成本和引发的专利诉讼,反而成了拖垮公司的重要原因之一,真是“成也引擎,败也引擎”。
一些早期的乐行车型,其散热器外壳设计独特,曲线玲珑,但在后世的汽车收藏家和爱好者口中,却被戏谑地称为“猪耳朵”(Pig's Ear)造型,这个接地气的“雅号”为这款老车平添了几分滑稽色彩。
尽管公司自身命运多舛,乐行汽车却曾在广告中打出“拥有更长寿命的汽车”(The Car With a Longer Life)之类的标语,结合其多次破产重组的经历来看,颇具讽刺意味,令人啼笑皆非。
1908年在肯塔基州列克星敦成立的初代乐行公司,仅生产了一年左右的汽车就销声匿迹了。不久后,一个由部分原班人马参与的新乐行公司又在印第安纳州“借壳重生”,上演了一出汽车界的“金蝉脱壳”。
在被E.W. Ansted收购重组后的一段时间里,公司曾尝试同时运营“Lexington”和“Howard”两个品牌,甚至短暂更名为“Lexington-Howard Company”,这种频繁的品牌调整和身份切换,反映了其内部的混乱和策略摇摆。
曾推出名为“Thoroughbred”(纯血马)的车型系列,试图借用肯塔基州著名的赛马文化来拔高品牌形象,营造一种高端、高性能的感觉,然而这与其自身动荡的财务状况形成了“幽默”的对比。
公司几度濒临破产,却总能通过发行新股票、吸引新投资者等方式“续命”,这种依赖不断融资来维持运转的模式,几乎成了其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堪称汽车界的“众筹续命”大师。
实际上,在更为人熟知的乐行汽车公司(后迁至印第安纳)之前,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还存在过一个更早、同名的“列克星敦汽车公司”(约1908-1909年),但它如昙花一现般迅速消失,给品牌历史又添了一丝混乱的“前传”色彩。
乐行汽车在印第安纳州科纳斯维尔的工厂,在品牌消失后,几经转手,最后竟然在二战期间被用来生产军用吉普车,完成了从民用轿车到军用物资的不可思议大转变。
乐行汽车最终被竞争对手奥本汽车公司(Auburn)收购,但奥本看上的只是乐行的厂房和设备,乐行品牌本身则被无情地淘汰和雪藏,成全了别人的嫁衣。
旗下车型曾宣传其革命性的“多重排气系统”(Multiple Exhaust System),号称能让引擎动力提升30%的同时显著降低油耗,这种说法在当时听起来几乎像是天方夜谭,充满了夸张色彩。
创维 
华晨 
金杯的创始人仰融曾一度被《福布斯》评为中国第三富豪,但后来却因产权纠纷被迫远走美国,其经历堪称传奇。
金杯品牌几经易手,从华晨到雷诺,再到如今的鑫源,其命运多舛也反映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曲折。
金杯海狮曾经是中国轻客市场的绝对霸主,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60%以上,甚至有“马路就是金杯的停车场”的说法。
有些改装爱好者将金杯车爆改成各种奇特的模样,比如房车、移动咖啡车等,赋予了这款老车新的生命力。
尽管现在金杯的市场份额大不如前,但其皮实耐用的口碑依然在一些特定用户群体中流传,甚至有些二手金杯车仍然很抢手。
很多国人对于汽车的最初印象可能就来自于金杯,它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怀。
金杯车在一些地方甚至被用作流动小摊贩的“店铺”,卖早餐、卖小商品,充满了市井气息。
传闻当年为了获得丰田的技术支持,金杯的谈判代表们没少喝酒,甚至有人喝到胃出血,展现了早期中国企业在对外合作中的艰辛。
金杯海狮因为其方正的造型,被一些车主戏称为“面包车之王”或“移动的板砖”。
有网友调侃,金杯车的喇叭声辨识度极高,隔着几条街都能听出来,堪称“移动的噪音源”。
早期金杯的广告也颇具时代特色,充满了简单直接的口号和朴素的画面,现在看来颇有些“土味”。
曾有报道称,早期的金杯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条件所限,部分零部件的调整和安装甚至需要依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感”来完成。
仰融曾提出过“汽车金融”等超前概念,试图将金杯打造成一个庞大的汽车帝国,但最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完全实现,颇具悲情色彩。
在一些影视剧中,金杯车常常作为黑帮或者绑匪的座驾出现,留下了“反派标配”的刻板印象。
金杯与丰田的技术合作堪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早期范例,虽然引进了技术,但也一度被指责“自主研发能力不足”。
曾经有段时间,山寨金杯的车型层出不穷,外观几乎一模一样,让正版金杯哭笑不得,也侧面反映了金杯当年的火爆程度。
金杯海狮的某些车型因为空间大、皮实耐用,一度成为“拉货神车”的代名词,甚至被用来拉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活猪活羊。
90年代,拥有一辆金杯车是很多小商户的梦想,甚至有人用金杯车作为婚车,风光无限。
金杯的厂区里曾经发生过工人为了争取权益而进行的罢工事件,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工人的状态。
早年间,金杯为了打开市场,曾组织过“金杯万里行”活动,车队浩浩荡荡穿越全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堪称行为艺术。
2009年初,华晨汽车曾信心满满地带着旗下中华骏捷、尊驰等车型首次参加美国底特律车展,并有计划进入美国市场。然而,其产品在安全和质量上与国际标准差距甚远,加之欧洲碰撞测试的阴影,美国梦最终无疾而终,成了一场“到此一游”的尴尬表演。
2007年,华晨尊驰(BS6)轿车在德国ADAC进行的碰撞测试中,正面碰撞仅获得可怜的“零星”评级(实际为1星,但媒体多以“零星”报道其惨状),创下了当时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安全测试中的最差纪录之一,引发全球哗然。后续的BS4车型也未能幸免。
华晨集团长期以来主要靠与宝马的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盈利,而其自主品牌如“中华”和“金杯”则持续亏损,被戏称为“宝马养全家,自家孩子不成器”,这种极度依赖合资伙伴的模式最终导致了集团的困境。
尽管坐拥利润丰厚的华晨宝马合资公司,华晨汽车集团的母公司却在2020年11月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上演了一出“抱着金饭碗要饭吃”的荒诞剧,震惊了中国汽车行业。
2005年,华晨汽车曾计划让其赛车出现在FIA世界房车锦标赛(WTCC)的赛场上,以期提升品牌国际知名度。然而,这项赛车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华晨的赛车始终没有真正驶上WTCC的赛道,成了一个“纸上谈兵”的赛车梦。
在2002年前后,风雨飘摇的英国汽车制造商MG罗孚曾与华晨汽车进行过深度谈判,计划由华晨在中国生产罗孚75轿车并换上华晨的标志。MG罗孚甚至为此专门制作了几台“华晨版”罗孚75样车运到中国,但这场一度看似接近成功的“跨国联姻”最终还是告吹了。
被迫出走美国的仰融并未销声匿迹,他后来成立了名为“正道集团”(Hybrid Kinetic Group)的公司,多次高调宣布要斥巨资研发生产清洁能源汽车,并发布了多款造型科幻的概念车,号称要“颠覆特斯拉”,但其宏伟蓝图屡屡受挫,实际量产成果寥寥,充满了“屡败屡战”的悲情英雄色彩。
华晨与宝马成立合资公司后,曾希望借助宝马的技术提升自主品牌“中华”轿车的品质。宝马也确曾派出工程师团队前往沈阳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但“中华”品牌汽车在核心技术和市场表现上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高度,被叹为“扶不起的阿斗”。
为了让名义上仍属“国有”的华晨汽车在纽约上市,创始人仰融设计了极其复杂的股权结构,通过在百慕大注册壳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并让一个新成立的“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名义上持有华博(仰融的香港私人公司)转让的股份,最终成功登陆纽交所,整个操作如同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魔术。
2017年,陷入困境的华晨汽车将其持有的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49%的股权,以仅仅1元人民币的象征性价格转让给了法国雷诺集团。虽然雷诺后续有增资,但这“白菜价”般的交易着实令人咋舌。
仰融当年为华晨汽车引入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并非宝马,而是丰田。华晨旗下的金杯海狮轻型客车,其技术原型正是丰田的HiAce。凭借丰田的技术,金杯海狮迅速成为中国轻客市场的一代霸主,但华晨似乎并未能将这种“借力”模式成功复制到自主品牌轿车上。
华晨的创始人仰融,在90年代初将公司运作到在纽约上市,风光无限。但后来因与当时的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就新工厂选址等问题发生冲突,被指控侵占国有资产,被迫在2002年“流亡”美国,上演了一出“首富变逃犯”的惊天逆转大戏。
曾有报道称,为了迅速提升品牌形象和技术水平,华晨在中华轿车的早期研发和宣传中,不惜重金聘请海外设计公司和工程团队,甚至在一些零部件采购上不计成本,但最终市场表现和核心技术积累并未达到预期,这种“速成”式的大手笔投入在当时看来有些夸张和冒险。
在推出中华轿车之初,华晨曾怀揣着打造“中国的世界级汽车品牌”的宏伟梦想,仰融甚至放言“到2006年,敢在中国滩头上跟外国汽车巨头叫板的,有我华晨”。然而多年后,华晨中华品牌却陷入困境,最终母公司破产重整,其最初的豪言壮语与后来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令人唏嘘。
华晨集团的创始人仰融因与官方在股权等问题上产生争议,最终出走美国,并在海外尝试通过法律途径夺回华晨资产的控制权,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跨国商业斗争大片”,其创业故事的戏剧性转折令人匪夷所思。
尽管早期的中华轿车如尊驰(BS6)和骏捷(BS4)分别由著名的意大利设计公司宾尼法利纳和乔治亚罗(参与概念或造型)操刀设计,外观上一度令人惊艳,但在实际的安全碰撞测试中却因结构设计问题而表现惨不忍睹,这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反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华晨汽车曾计划在2005年派出一支由中华轿车改装的赛车队参加FIA世界房车锦标赛(WTCC),甚至对外展示了赛车,但最终这支车队并未出现在赛场上,雄心勃勃的国际赛事计划无疾而终,颇具戏剧性。
华晨中华的BS6车型(中华尊驰)在欧洲进行宣传时,曾声称其底盘调校有保时捷的帮助,然而在欧洲NCAP(及ADAC)的碰撞测试中却表现极差,仅获得一星(ADAC更是接近零分),车身结构在碰撞中严重变形。这种“名家调校”与“实际惨状”的巨大落差,显得非常荒谬。
华晨中华的BS4车型(中华骏捷)在2007年德国ADAC的碰撞测试中拿到了“零星”的灾难性评价,与其在国内宣传的“国民精品车”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引发了对其安全性的巨大争议和质疑,对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打击,堪称不可思议的失败。
仰融在与日本丰田汽车掌门人丰田章一郎会面时,曾非常自信地表示:“丰田是织布机起家,宝马是三轮车起家,而我(华晨)起手是丰田海狮第四代。我是汽车行业起步最高的公司。”这种表述在当时显得极为夸张。
创始人仰融曾称自己每天只需睡三四个小时,精力来源于“彼岸来的神力”,以此支撑其庞大的商业帝国运作。
为了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华晨汽车在创始人仰融的操作下,通过一家在百慕大注册、实际由他在香港的私人公司控制的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合作成立了一家“非政府组织”——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此绕开当时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诸多限制,操作之大胆和复杂令人咋舌。
华泰 
华泰汽车创始人张秀根被曝在试驾自家新车时,接触到的都是经员工千百次调试、状态完美的“特供车”,导致其对产品真实的质量问题可能毫不知情,并因此盲目自信。
因长期、严重虚报汽车销量数据,华泰汽车曾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劝退”,颜面尽失,成为业内一大“趣闻”。
华泰汽车创始人张秀根以房地产行业发家,后高调跨界进入汽车制造业,初期通过引进技术和模仿获得一定发展,但最终因战略失误、盲目扩张及资本运作失败,导致其一手打造的“汽车帝国”全面崩塌。
因资金链断裂,华泰汽车多地工厂曾被曝长期停产,并拖欠员工薪资,导致员工集体维权讨薪,甚至出现员工只能靠放长假、领取打折工资度日的窘境。
华泰汽车在成为上市公司“ST曙光”的控股股东后,与原有管理层爆发了激烈的控制权争夺战,导致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经营业绩下滑,最终使得曙光股份被ST处理,上演一出资本市场的“宫斗剧”。
由于长期拖欠巨额债务无法履行法院判决,华泰汽车及其创始人张秀根和多位高管,曾多次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成为人尽皆知的“老赖”。
多年来,华泰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屡屡发布宏伟战略和炫酷概念,但实际推出的量产车型寥寥无几且缺乏市场竞争力,其新能源故事多是“雷声大,雨点小”。
华泰汽车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斥巨资建设的汽车生产基地,曾号称拥有数十万辆年产能,后被媒体曝光长期处于生产不饱和甚至停工状态,几近“鬼城”。
华泰汽车的巨额债务问题,曾将为其提供贷款的锦州银行等金融机构拖入困境。据报道,仅锦州银行一家对华泰的贷款风险敞口就曾高达十数亿元人民币,最终导致银行自身出现巨额亏损。
市场普遍质疑华泰汽车热衷于在全国各地宣布投建汽车生产基地,真实目的并非“造车”,而是借此“圈地”获取土地资源及地方政府的优惠补贴。
华泰汽车曾大肆宣传其宝利格车型搭载了“全球首款英特尔智能车载信息娱乐系统(IVI)”,试图以高科技为卖点,但这未能改变其市场失败的命运,高科技噱头与惨淡销量形成讽刺对比。
华泰汽车推出的“宝利格”SUV车型,因其外观设计与保时捷卡宴高度相似而备受争议,被市场戏称为“山寨卡宴”,成为其缺乏原创设计的一大笑柄。
华泰汽车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因深陷债务危机,曾被各地法院列为被执行人,据统计其被执行总金额一度超过57亿元人民币,堪称天文数字。
在华泰汽车创始人张秀根被正式批捕的消息公布前,他曾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长达数月,其“神秘失踪”引发了市场和媒体的各种猜测和流言。
曾位列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的华泰汽车创始人张秀根,最终因涉嫌非法倒卖土地等问题被批准逮捕,从商界巨贾到阶下囚的转变,令人唏嘘。
华泰汽车创始人张秀根在为公司获取贷款时,据称部分用作抵押的土地资产竟未办理正式的抵押登记手续,其大胆的资本运作手法令人咋舌。
华泰汽车引以为傲的自产“欧意德”自动变速箱,曾被曝出存在严重质量缺陷,不少车主反映新车购买后不久便需频繁更换变速箱,苦不堪言。
华泰汽车曾多次宣称要在2020年实现高达100万辆的年产销目标,然而实际市场表现与其宏伟蓝图有天壤之别,目标最终沦为空中楼阁。
华泰汽车曾高调宣布与陷入困境的瑞典萨博汽车达成全面合作,结果不到十天双方就宣告“闪电分手”,这场短暂的“跨国联姻”被业界广泛讥讽为一场闹剧。
为解决资金困境,华泰汽车曾通过入股北京银行、内蒙古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再利用其股东身份从这些银行获取巨额授信和贷款,这种“左手倒右手”的融资方式,被指是在玩火。
中兴汽车 
小米 
雷军在小米汽车发布会上,向蔚来、小鹏、理想等创始人鞠躬致谢,被称为“为友商老板发布产品”。
小米汽车SU7发布后,雷军因劳累过度,连日失眠,甚至一度发不出声音,需要吸氧缓解。
有网友将小米SU7的外观与保时捷Taycan进行对比,引发了关于设计“借鉴”的讨论。
小米汽车宣布进军造车领域时,其股价一度飙升,市场对小米造车充满期待。
在小米SU7的冬季测试中,雷军亲自参与,并在零下30多度的环境下进行直播。
小米汽车团队在官宣造车1000天时,雷军发文感慨万千,称“压力巨大,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雷军表示,小米造车是他人生最后一次重大创业项目,愿意押上自己全部的声誉。
小米汽车发布会前夕,雷军在微博上连发数条动态预热,被网友称为“雷布斯式营销”。
小米SU7的命名曾引发网友热议,有人猜测S代表Sport,U代表Ultra,7则代表车型级别。
雷军透露,小米汽车的第一款车之所以选择轿车而非SUV,是因为他个人更喜欢轿车。
为了庆祝小米汽车上市,雷军在社交媒体上抽奖送出小米SU7的F码(优先购买权),引发网友疯抢。
小米汽车工厂开工仪式上,雷军身着工装,亲自驾驶挖掘机为工厂奠基。
雷军在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上演讲激动时,将“遥遥领先”说成了“遥遥领先领先领先”。
小米汽车SU7上市24小时大定88898台,远超预期,导致部分配置车型交付时间延长。
雷军曾表示,小米汽车的目标是15到20年内成为全球前五的汽车制造商。
小米汽车SU7发布后,雷军的个人微博账号粉丝暴涨数百万,成为汽车圈新晋“顶流”。
雷军称为了造车,自己重新回到了一线,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12点下班,还要参加各种会议。
小米SU7发布会上,雷军将台下的蔚来创始人李斌称为“蔚来的车主”,引发全场爆笑。
小米汽车技术发布会后,雷军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后台亲密合影,被网友戏称为“米吉”组合。
小米汽车的招聘信息曾显示,其自动驾驶团队规模庞大,且仍在持续扩张。
理想 
创始人李想在回应“座椅含水银”的谣言时,怒怼道:“造谣我们用水银的人和媒体,祝愿你们血液里流动着水银,脑子里装满了水银!”这种硬核回击堪称语出惊人。
理想ONE早期曾面临“断轴”质疑,公司起初称将对相关批次车辆进行“硬件升级”,后在舆论压力下才正式宣布召回。这种“升级式召回”的操作引发热议。
李想曾表示,对他而言最可怕的两件事之一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这种对未知的敬畏和持续学习的渴望,与他高中辍学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颇具深意。
理想汽车的早期投资人、美团创始人王兴不仅多次为理想站台,甚至在理想汽车上市前亲自购入理想ONE,并在社交媒体上大力宣传,堪称“最铁杆的投资人兼粉丝”。
李想曾因理想L9宣传“500万以内最好的SUV”引发巨大争议,甚至被其他车企CEO公开质疑和“打脸”,但他依然坚持这种极具攻击性的营销口号,制造了大量话题。
李想高中时就展现出惊人的商业头脑,他创办的个人网站泡泡网(PCPop)每月广告收入高达数万元,这笔“巨款”坚定了他放弃高考、专职创业的决心。
理想MEGA因其独特的子弹头造型,被网友戏称为“高铁头”、“公路高铁”,这个外号迅速传播并成为该车型一个极具辨识度的标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二次创作。
李想的微博以其“想谁怼谁”、语言直接甚至“粗鲁”的风格著称,这种毫无保留的真性情(或刻意打造的人设)为他吸引了大量粉丝,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使其成为汽车圈最具话题性的CEO之一。
在推出增程式混动SUV理想ONE并大获成功之前,理想汽车(时名“车和家”)曾计划推出一款名为SEV的微型低速电动车,可换电且无需驾照,后因政策变化等原因项目流产,成为公司早期一次重大战略调整。
李想曾公开表示,理想汽车的logo里从来没包含“汽车”二字,其公司主体至今仍叫“北京车和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体现了其对公司定位的独特思考。
李想有句名言:“我从来不相信以少胜多,但是我在每一场仗上,投入都比别人多。” 这种凡事强调“大力出奇迹”的战略思想,显得既霸气又极端。
理想汽车曾起诉一位用“外棺大气”、“内逝豪华”等谐音梗暗讽理想MEGA车型的视频博主,索赔百万元。品牌方与自媒体因“恶搞”对簿公堂,场面相当奇葩。
理想汽车的中文名“理想”与其创始人李想的名字同音,是一语双关的巧妙命名,既代表了品牌追求,也融入了创始人的印记。
李想承认,理想汽车的创办始于一个战略失败(指公司首款产品SEV的夭折),这个失败促使他下决心去湖畔大学等地方系统学习战略。从失败中学习并崛起的经历很独特。
因车辆升级问题,早期理想车主认为权益受损,曾用“食言而肥,非人哉”(意指言而无信,不像人)的激烈言辞在李想微博下抗议。
李想一边强调理想汽车市场费用率极低(0.6%),自己连几万元开销都要审批,营造“抠门”形象;另一边却被友商高管爆料其三款车型一年在抖音的投放高达约9000万元。这种反差颇具“笑果”。
李想曾表示自己“从来没给别人工作过”,因此创业对他而言没有退路,只能成功。这种“破釜沉舟”的极端创业心态令人印象深刻。
理想汽车的创始人李想是一位高中辍学生,他凭借对互联网的敏锐嗅觉,先后成功创办了泡泡网、汽车之家,理想汽车是他第三次创业并再次取得巨大成功的“传奇”。
被称为“微博之王”的李想,曾对长城汽车高管集体入驻微博一事评论:“可惜了,无法收购微博……这么大一个金矿,只有36亿美元的市值,比汽车之家都便宜。”尽显其犀利和“狂妄”本色。
理想汽车早期采用“单一车型打天下”的策略,长时间内仅靠理想ONE一款车型与众多拥有丰富产品线的新老势力竞争,并取得成功,这种“一招鲜吃遍天”的打法在汽车行业中相当罕见和大胆。
蔚来 
蔚来创始人李斌在公司上市前,曾将自己持有的5000万股蔚来股份转让给用户信托,让用户成为公司的真正主人,这在汽车行业乃至整个商业史上都极为罕见。
蔚来创始人李斌在早期融资困难时,曾自掏腰包1.5亿美元投入公司,被称为“出行教父”的他为了蔚来也是拼尽全力。
蔚来ES8刚推出时,因其高昂的售价和一些早期的小问题,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半成品”,但李斌坚持认为这是基于用户反馈持续迭代的模式。
蔚来曾在北京东方广场修建了全球第一家NIO House(蔚来中心),这个位于寸土寸金地段的用户体验中心,更像是一个高端会所,而非传统的汽车销售门店。
疫情期间,蔚来用户自发组织了志愿者车队,免费接送医护人员和运送物资,展现了强大的用户社群凝聚力。
蔚来联合创始人秦力洪曾在一次采访中直言,如果有人说蔚来是“PPT造车”,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家的PPT做得太好了。
蔚来在北美上市时,李斌曾邀请了12位蔚来ES8的首批车主一同前往纽约敲钟,以感谢用户的支持。
蔚来推出“能量无忧”服务包,承诺在特定区域内无限次换电,被用户戏称为“电动爹的超级奶妈”。
蔚来汽车的命名方式都以字母E开头,如ES8、ES6、EC6、ET7等,E代表Electric(电动),而中文名则融入了“来”字,寓意“蔚蓝天空的到来”。
蔚来曾在F1(一级方程式)历史上唯一的电动方程式比赛Formula E中获得过首个年度车手总冠军,为其品牌增添了赛道基因。
蔚来曾在早期面临巨大资金压力时,合肥市政府“豪赌”式地投资了70亿元人民币,拯救了蔚来,也因此蔚来被戏称为“合肥之子”。
蔚来在最初的几款车型上坚持使用可换电的技术路线,在当时被认为是非常“烧钱”且不被看好的模式,但蔚来坚持了下来。
蔚来的NIO Day(蔚来日)被用户戏称为“蔚来春晚”,每年都会发布重磅新品和战略,并邀请知名艺人表演,更像是一场用户狂欢节。
蔚来曾推出过一款名为NIO EP9的电动超跑,售价高达148万美元,并且只针对投资人和创始团队成员限量发售,被称为“有钱也买不到的蔚来”。
蔚来在创立初期就强调用户企业,其APP社区异常活跃,用户在上面分享生活、解决问题,甚至组织各种线下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社群文化。
蔚来创始人李斌曾公开喊话,希望用户不要在NIO App上吵架,因为社区是蔚来皇冠上的明珠。
蔚来在交付车辆时,会为车主举办隆重的交付仪式,有时甚至会有高管亲自到场,让车主感受到尊贵的体验。
有蔚来车主因为喜爱蔚来的服务和理念,自发成为了蔚来的“野生销售”,向身边的朋友推荐蔚来汽车。
李斌曾公开表示,蔚来的服务是“海底捞”式的,甚至有车主爆料称,在蔚来换电站,工作人员不仅帮忙换电池,还会主动帮忙擦车、处理车内垃圾。
蔚来曾因其持续亏损而股价大幅下跌,一度面临退市风险,被戏称为“最惨新能源车企”,但最终凭借融资和销量回暖成功渡过难关。
萤火虫汽车是五菱旗下的子品牌,主打微型电动车,其车型外观被一些网友戏称为“老头乐Pro Max版”。
萤火虫汽车的充电便利性一度成为用户讨论的焦点,尤其是在一些充电设施不完善的地区。
萤火虫汽车的用户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将其作为家庭的第二辆或第三辆“买菜车”,而非主力出行工具。
早期市场上有传言称萤火虫汽车将搭载“黑科技”,但实际发布后产品亮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低价和微型尺寸。
萤火虫汽车在宣传中强调其“小巧灵活”,但有评论指出其在安全性配置上相较同价位其他车型并无明显优势。
尽管萤火虫品牌隶属于上汽通用五菱,但其品牌知名度远不如五菱宏光MINIEV等主品牌车型。
萤火虫汽车的命名方式被认为过于“可爱”,与其目标用户群体的部分男性消费者不太匹配。
有报道称,早期萤火虫汽车的某些零部件采购价格极低,引发了对其产品耐用性的讨论。
萤火虫汽车曾计划在海外市场推出,但因其车型尺寸和定位,在一些注重车辆碰撞安全的国家市场前景不明。
有分析认为,萤火虫汽车的推出,是五菱在微型电动车市场竞争白热化下,寻求差异化和细分市场的一种尝试。
有媒体报道称,乐道汽车的研发仅用了“两个月”,引发了对其产品质量和成熟度的担忧。
乐道汽车发布前,其母公司蔚来创始人李斌表示,乐道品牌对标特斯拉Model Y,要将特斯拉的定价打下来。
乐道汽车首款车型L60发布会上,号称“家庭用车首选”,但其发布会却选在了工作日的下午,很多家庭用户表示无法观看直播。
乐道汽车强调其是蔚来子品牌,但其车型L60却不支持蔚来的换电服务,引发了部分蔚来老用户的不满。
乐道品牌发布会上,创始人李斌称乐道汽车就是“合家欢乐,持家有道”,有网友评论称名字太“土味”。
乐道L60在宣传中称其拥有“同级最大空间”,但有网友实际体验后发现其后排空间并不如宣传中那么夸张。
乐道汽车的宣传语“为家庭用户而生”,被指与理想汽车的品牌定位高度相似,缺乏新意。
乐道品牌发布后,其App在应用商店的评分一度较低,不少用户反映App体验不佳。
有汽车博主在试驾乐道L60后表示,车辆的某些设计细节“过于蔚来化”,缺乏自己品牌的独特性。
乐道汽车的英文名“ONVO”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哦,NO! 我”,暗指其市场前景堪忧。
威马 
创始人沈晖在公司危机时被广泛传言“跑路”美国,公司却称其“专注海外业务”。
取名德语“世界冠军”(Weltmeister)寓意卓越,最终却滑稽地走向破产边缘。
创始人沈晖为卖车亲自上阵电视购物,创下一小时卖出120台车的“辉煌战绩”,颇为接地气。
一边与百度合作大秀“无人自主泊车”等智能科技,一边却因“窃取”底盘技术被最高法判罚。
虽获百度、腾讯及李嘉诚家族等一众明星资本加持,融资超百亿,仍未能摆脱“烧光钱”的困境。
曾豪掷百亿自建两大智能制造工厂标榜“掌控品质”,最终却因资金链断裂而全线停摆。
多次冲击IPO上市“续命”均以失败告终,包括一次“借壳”Apollo出行,最终资金链断裂。
官方售后服务瘫痪后,车主们维修无门,只能自行网购零件或光顾路边摊。
车辆在二手市场沦为“烫手山芋”,车主反映2-3折也无人问津,大量威马汽车成“僵尸车”。
号称“世界冠军”却背负近400亿人民币的巨额投资和债务,压垮众多投资者。
销量曾与蔚小理比肩,一年卖出4万多台,转眼间月销仅几十辆甚至停滞,上演“高台跳水”。
创始人沈晖曾透露早期核心团队200人多为“前同事”,此话在吉利天价索赔案后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被173名车主联名控诉通过OTA“锁电”,偷偷缩减电池续航以掩盖安全缺陷,还登上了地方315晚会。
大批车主的“智能汽车”一夜间变“板砖”,APP无法连接,蓝牙钥匙失效,远程控制成摆设。
创始人沈晖早期被投资人问及与互联网车企区别时,曾豪言“我比他强啊”,与后来公司境遇形成讽刺对比。
沈晖曾公开喊话罗永浩直播卖车,最终却未成功合作,被自家高管调侃“撩过,聊过,但今晚就不约了”。
因大规模“挖角”吉利约40名员工,被最高法判决窃取技术,赔偿吉利6.4亿元天价,堪称“有组织盗窃”。
创始人沈晖被曝出“12亿天价年薪”(实为股权激励),与公司巨额亏损和员工欠薪形成强烈反差,引发巨大争议。
创始人沈晖曾发出“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生存呐喊,尽显造车新势力的残酷。
刻意选用德文名“Weltmeister”并强调德国技术基因,试图打造高端形象,最终却被本土市场无情打脸。
哪吒 
哪吒汽车的名字来源于中国传统神话人物“哪吒”,象征着勇敢、无畏和颠覆传统。
哪吒汽车曾因其车型命名过于“接地气”(如哪吒N01、哪吒V、哪吒U)而引发网友热议,被认为缺乏高端感。
哪吒汽车的工厂位于浙江桐乡和江西宜春等地,其选址也体现了其发展策略。
哪吒汽车在其发展早期,曾依靠地方政府的扶持和投资度过难关。
哪吒汽车曾因为其高管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不当言论而引发争议。
哪吒汽车曾因一张“哪吒汽车赠送拉法车主新车”的图片引发网络热议,后被证实为P图。
哪吒汽车联合创始人之一的王可峰曾是一名大学老师。
哪吒汽车在品牌出海方面表现积极,除了泰国市场,还计划进入欧洲、中东等更多海外市场。
哪吒汽车CEO张勇曾亲自下场在社交媒体与网友互动,甚至回怼质疑,展现出其个性化的一面。
哪吒汽车曾高调宣布进入高端市场,推出哪吒S等车型,试图摆脱低端标签,但过程充满挑战。
哪吒汽车的车型曾被一些媒体和用户戏称为“三蹦子”、“老头乐升级版”,早期产品形象受到挑战。
哪吒汽车CEO张勇曾表示,不认同“PPT造车”,强调实干和产品的重要性。
哪吒汽车的投资方中包括了宁德时代、360集团等知名企业。
哪吒汽车曾计划在香港IPO,但后来又暂停了该计划。
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其前身之一是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专注于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研发和产业化的公司。
哪吒汽车在泰国市场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甚至一度超越了一些老牌车企,被称为“泰国市场的黑马”。
哪吒汽车曾因员工称“请吴亦凡代言等于品牌自杀”而开除该员工,后又撤销处分,引发舆论风波。
哪吒汽车在早期发展阶段,曾面临严重的资金困境,创始人张勇甚至表示“每天都在找钱”。
哪吒汽车CEO张勇曾公开表示,营销向雷军学习,产品向华为学习,服务向海底捞学习,引发广泛讨论。
哪吒汽车曾与华为进行过合作洽谈,但最终结果并未如外界预期。
爱驰 
爱驰汽车是第一家将总部设在上海市杨浦区的“独角兽”新能源汽车企业。
爱驰汽车的创始人付强曾是沃尔沃中国销售公司的CEO,离开传统车企投身造车新势力。
爱驰汽车的工厂位于江西上饶,是一家按照工业4.0标准打造的智能化数字工厂。
爱驰汽车在早期规划中,就包含了对甲醇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探索。
爱驰汽车的电池包采用了独特的“三明治”结构设计,旨在提高电池的安全性和能量密度。
爱驰汽车曾与丹麦的共享出行公司GoMore合作,在丹麦市场推广其电动汽车。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爱驰汽车仍在积极寻求融资和合作伙伴,以继续其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征程。
爱驰汽车的U6车型设计灵感来源于轿跑SUV,旨在吸引更年轻的消费群体。
爱驰汽车的高管团队中有多位曾在德系车企任职,这被认为是其产品注重德系品质和操控的原因之一。
爱驰汽车在成立初期就确立了全球化战略,将欧洲市场作为重要的目标市场。
爱驰汽车曾尝试过“海外代工”模式,早期计划利用德国Gumpert的工厂生产跑车,但后续重点转向了自主研发和生产SUV。
爱驰汽车的早期投资人包括腾讯,但与其他一些有互联网巨头背景的新势力不同,爱驰更强调自身的汽车行业基因。
爱驰汽车联合创始人兼总裁付强曾表示,爱驰不会追求“大而全”,而是要“小而美”,专注于特定市场和用户群体。
爱驰汽车的首款车型U5的发布会选在了江西上饶工厂,而不是传统的大城市,强调其制造基地的重要性。
2019年,两台爱驰U5从中国西安出发,历时53天,行驶超过15000公里,成功抵达德国法兰克福,创造了电动汽车最长距离行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爱驰汽车在欧洲市场的早期扩张采取了轻资产模式,主要依靠线上销售和本地合作伙伴提供服务。
爱驰汽车曾计划通过与德国电子产品零售商Euronics合作销售汽车,这是一种非常规的汽车销售渠道。
爱驰U5是首款获得欧盟整车型式认证(WVTA)的中国品牌纯电动SUV,为其出口欧洲铺平了道路。
爱驰汽车的英文名"Aiways"中,"Ai"代表人工智能(AI),也谐音中文“爱”。
爱驰汽车是较早进入以色列市场的中国电动汽车品牌之一。
高合 
高合汽车创始人丁磊曾是乐视超级汽车联合创始人,经历了乐视造车的从顶峰到低谷。
高合汽车曾因宣传其车门组合“可以解锁100多种场景”而被网友调侃,认为过于夸张和不实用。
在面临经营危机时,高合汽车创始人丁磊曾表示“翻身机会只有三个月”,这种紧迫感和孤注一掷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
高合汽车售价一度高达80万元,被称为“国产最贵电动车”,但其市场表现未能支撑起如此高昂的定价。
有报道称高合汽车工厂停工停产,员工面临失业,这与品牌创立初期的高举高打形成鲜明对比。
高合汽车曾因拖欠供应商款项而被爆出负面新闻,与其高端品牌的形象形成反差。
在高合汽车陷入困境后,创始人丁磊在直播中向员工道歉,并表示自己将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自救,这种转变颇具戏剧性。
高合汽车曾表示要打造“科技豪华”,但一些评论认为其更多的是在“炫技”,而非真正解决用户痛点。
因为其独特的设计和较高的价格,高合汽车一度被认为是“有钱人的大玩具”,而不是日常通勤的实用工具。
高合汽车的营销方式曾被指过于“小众”和“精英化”,难以触达更广泛的消费群体。
高合汽车的某些车型配置被指过于“堆料”,一些实用性不高的功能增加了成本,也让一些消费者觉得华而不实。
高合汽车曾推出“高合锦鲤”活动,中奖者可获得HiPhi X的半年使用权,后因活动细则问题引发了一些争议。
高合汽车的展翼门设计虽然炫酷,但也引发了关于在狭窄停车位开启是否方便的疑虑。
高合汽车的创始人丁磊在多个场合强调“用创造定义豪华”,但这种豪华理念是否被市场广泛接受仍有争议。
尽管定位高端,高合汽车的销量一直不温不火,与其高调的宣传形成对比,引发了“叫好不叫座”的讨论。
高合汽车曾在宣传中强调其车辆的“场景定义设计”,但一些用户认为这些场景在实际生活中很少用到。
有车主反映高合汽车的车机系统过于复杂,学习成本高,甚至有车主表示“像是开宇宙飞船”。
高合汽车的车型HiPhi X因为其独特甚至有些科幻的外形设计,被一些人戏称为“来自未来的车”,也有人觉得过于“博眼球”。
高合汽车在一次发布会上,声称其车辆拥有“可进化”的属性,引发了关于汽车是否能真正“进化”的讨论。
有车评人试驾高合汽车后,对其某些过于超前的设计和功能表示“欣赏不来”,认为脱离了实际用车需求。